“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系列总目录

　　最近好几周，连续转载了“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系列的文章，让大家了解一下那段历史的真相，同时也让毛粉左派们认清毛贼东的真面目，不要再寄希望于毛xx路线了。
　　目前该系列还没更新完，但我还是提前整理了一下目录，方便读者阅读，也可点击右侧的标签进行阅读。 

1.  毛和中共夺取政权建政的动机与目的
2.  毛和中共夺取政权建政所使用的手段与途径
3.  毛和中共杀人制造恐怖以威慑民众
4.  毛和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5.  毛为当世界领袖而发起疯狂的“大跃进”
6.  “大炼钢铁”时的荒唐事
7.  毛泽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卑劣本性
8.  毛和中共在大饥荒时代仍大量出口粮食
9.  毛稍有人性便可做到在大饥荒期间不饿死人
10.  大饥荒年代毛泽东穷奢极侈的生活
11.  毛泽东荒淫无耻的私生活
12.  毛在庐山会议上的卑劣把戏
13.  毛编造弥天大谎推卸“大饥荒”罪责

 未完待续（更新于2016年10月30日）

【转载-“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系列】 毛编造弥天大谎推卸“大饥荒”罪责

庐 山会议后毛为巩固自己的绝对统治地位、打击那些对“大跃进”和“三面红旗”有异议的各级党政军干部，和震慑怨声载道的饥民们，毛在全国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浩 大的“反右倾运动”。据一九六二年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甄别平反时统计有三百数十万党员、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这个数字远不是全部。
毛把自己造成的“五风”、饥荒、饿死人、国民经济失调和经济濒临崩溃等责任都推到这些“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头上。他们成了毛的替罪羊，因而惨遭批斗、迫害，并祸及他们的家人亲友。其中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坐牢、有的劳教、有的丢官去职、有的被遣送农村、农场、工厂劳动。
几乎所有良心未泯、对百姓稍有同情心、对毛和中共在“大跃进”期间的倒行逆施稍有不满的各级干部，上至中央下至社队基层干部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至此中共内部已再没有人敢坚持真理、敢说真话、再也没有人敢为民请命、再也没有人敢对毛和中共的胡作非为提出异议。
与此同时毛和中共继续宣扬高举“三面红旗”、继续“大跃进”。为了从农民身上捜刮本已少得可怜的粮食又在农村大搞反瞒产私分运动，致使一九六〇年成为饿死人最多的一年。
毛通过“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成功地加强了他在党内的独裁领导地位、成功地打击、震慑了对“大跃进”和“三面红旗”有异议的各级党政军干部、 成功地震慑了怨声载道的处于饥饿状态的全国民众。不仅如此，毛还通过庐山会议和接下来的“反右倾运动”成动地压制、转移了各级干部和民众对毛一九五八年以 来所犯错误和罪行的追究。
庐山会议和接踵而来的“反右倾运动”坚持继续高举“三面红旗”、继续“大跃进”和反瞒产私分，继续加大收购农副产品力度的结果，除造成数以千万计的 饥民（主要是农民）饿死之外，还导致国民经济进一步严重失调和几乎所有的生产生活物资的极度匮乏，整个国民经济已陷入全面崩溃的状态，使国家和民族面临不 仅是中国历史上而且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危急的全面毁灭的状态。
由于各省粮食调不上来（实际上各省粮食都自顾不暇，根本没有粮食可上调）眼看连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都已面临断粮的危险。数以亿计的农村民众濒 临断粮、数千万农民饿死，毛和中共当局都可以不当一回事。因为外国使领馆人员、外宾和新闻记者跟本就不可能进入这些地区，也就无从了解到农村大量饿死人的 真实请况，当然也就无损于毛和中共在全世界自吹自擂起来的“光辉”形象。
而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却不同，那里不仅有各国的使、领馆工作人员、外宾，更有许多无孔不入的外国新闻记者，如果让他们知道居民们连口粮都供应 不上，那岂不让毛和中共在国际上脸面丢尽吗？如果让全世界都知道毛和中共连自己的国家都管理不好，都被毛和中共搞得一塌糊涂连粮食都供应不上，这让毛怎么 好意思再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毛和中共连自巳的人民都救不了，怎么能当世界人民的大救星？对于一心想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而且把面子和自巳的 “光辉”形象看得比几千万人的生死更重要的毛和中共当局，直至此时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严酷的现实不仅令中共领导集团意识到，连从异想天开的颠狂状态回到现实中的毛，也开始认识到必须纠正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疯狂政策和异想天开的胡作非为，以挽救面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和让民众能吃饱肚子以减少民怨，只有这祥才能保住自己的江山和“皇位”。
在这种危急状况之下，毛和中共领导集团决定于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起召开一次由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和重要大型厂矿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来又决定吸收军队的部份领导干部参加。与会人员达七千余人，故史称“七千人大会”。
会议强调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统一领导、加强全局观念，以迫使各地方采取一切强迫命令的方式，向已大量饿死人的农村要粮食，用来保证大城市的粮食 供应。会议还把一九五八年以来因毛和中共领导集团的好大喜功、异想天开、胡作非为所造成的一切恶果、特别是饿死几千万人的责任都统统归结为是分散主义、本 位主义所造成的，要省地县各级领导负责。试图把毛和中共领导集团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试图继续维护毛和中共领导集团“一贯正确”的虚假形象。这引起与会大 部份干部的不满和抵制。
为避免引起众怒，迫于无奈，毛和中共中央都在大会上发言，空洞地表示要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事承担责任，而实际上把具体责任都推到省、地（市）、县、 公社、大队直至生产队各级干部的头上。还无中生有地制造出“三年特大自然灾害”、颠倒黑白的所谓“苏修逼债”和许多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基层政权被“阶 级敌人”所掌控这三个弥天大谎。试图把饿死几千万人、物资极度匮乏、经济全面崩溃的责任推到这三件子虚鸟有的事情头上。
中共政治局常委、委员们慑于毛的淫威纷纷在大会上发言，一方面为毛开脱罪责，一方面继续对毛加以吹捧，其中以周恩来、林彪、邓小平表现最为无耻。 周、林竟然不顾大跃进造成的一切灾难都是按毛的异想天开、好大喜功和胡作非为的瞎指挥所造成的这一铁定的事实，反而在大会上宣称所造成的这一切灾难都是因 为未完全按照毛的“英明”指示办的结果（周、林在大会上上演的这一幕颠倒黑白为毛开脱和吹捧的“丑剧”今毛龙颜大悦。这为毛今后依靠林、周发动“文化大革 命”清洗以刘少奇为首的潜在反对派埋下了伏笔）。
邓还在大会上拿出了两个本本，一本是邓通过陈伯达选择性收集的这一阶段毛的语录、指示以证明毛的英明和一贯正确；另一本是具体的中央指示、批转的文 件以证明问题出在书记处批转的这些文件上。邓违心地让自己和书记处为毛承担责任（邓的这一表现是邓在“文化大革命”中未遭灭顶之灾的重要原因之一）。
只有彭真和刘少奇在发言中除为毛开脱罪责外，还含蓄地表示毛应负一点点的责任，因而召致毛的忌恨，毛认为这有损他一贯正确的“光辉形像”。彭在发言为毛开脱后仅说毛应负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责任，召致毛的不满使彭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被打倒的第一个政治局委员。
刘在发言为毛开脱后，针对毛的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和后来的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的说法，借农民的口说，有的地方是三 分成绩七分错误；饿死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的这一发言令毛大为不满，被毛认为是对其绝对领导地位和毛氏皇朝的挑战。此时毛已打定主意要将刘置于死地 （刘在毛四年后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毛整得死无葬身之地）。

原文： 毛编造弥天大谎推卸“大饥荒”罪责 ——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13)

【转载-“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系列】 毛在庐山会议上的卑劣把戏

毛在“大跃进”期间的的胡作非为召致党内外诸多人土的不满，面对这一状况，毛不是反省自己、改弦易辙、痛改前非。而是采取诿过于人、转移视线的方式来推卸责任。
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为纠正一九五八年的极左路线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上，毛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好大喜功、胡作非为给大陆社会和民众造成的严重损失和巨大灾难，已经危及他在党内和民众中的威望，以及他的绝对领导地位。
于是毛以彭德怀的“万言书”为借口，转移会议方向，把这次会议的方向由反左倾冒进转变为反右倾。把矛头对准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为首的 所谓“反党集团”（其中还包括李锐、周惠…等人）。当毛把彭给他私人的意见书翻印分发给与会代表时，许多代表都认同并附和彭德怀的意见，这令毛大为不满， 毛通过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找彭谈话，对彭施加压力胁迫、诱骗彭在大会上作检讨。
毛在大会上大发淫威，作了语气严厉、措词尖锐的发言，指责彭给他的私人信件是“向党（也就是毛，毛一向把自己当作党、当作国家）挑战的万言书”。诬称彭是漏网的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成员、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乐部企图篡党夺权。
毛在彭违心地作检讨之后，对与会代表施压说：彭自己都承认了，作了检讨，你们还不敢检举揭发批判？与会代表在毛的威压之下，纷纷改变原来支持彭的意 见书的态度，转而不惜捏造事实对彭进行无端的攻击，甚至辱骂以表示与彭划清界线，以此来显示自己对毛的忠诚以求自保。其中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贺 龙、林彪等最为积极，最为卖力。
毛在会上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办法，把凡是赞同彭的观点的人都算作以彭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成员，组织代表进行打击批判，结果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总参 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毛的前秘书李锐、湖南省委副书记周惠等均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北京军区政委钟伟因大声为攻击彭的一项罪名辩解，竟被毛命 人当场将其逮捕，被关监狱廿年，直至彭平反后才被放出来。
由于毛牢牢地掌控了军队、情报（实为特务）、治安系统，对于一个共产极权政权而言，谁掌握了这些，就等于掌握了一切、掌握了他手下任何一个人生杀予 夺的大权。庐山会议的与会代表对此都心知肚明，这些代表都是多年以来跟随毛打江山的人，对毛的心狠手辣、不择手段、翻脸不认人都多有耳闻，其中许多代表还 亲身领教过。毛在大会上措词严厉的发言，和当场逮捕敢于大声为彭申辩的北京军区政委钟伟，成功地震慑了与会的每一位代表，甚至也包括在毛的这场杀鸡教猴的 卑劣把戏中被当作“鸡”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成员在内。他们都被迫违心地对自己根本不存在的“反党、反毛罪行”无限上纲，作出深刻检讨（尽管如此他们 还是难逃被罢官、被贬谪的厄运）。
就这样，在庐山会议上毛依靠自己掌控的暴力工具（军队、公安、情报特务系统）和卑劣狡诈的无耻手段，以及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贺龙、林彪、陈 毅…等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支持之下，不仅成功地度过了因自己的好大喜功，和胡作非为而带来的信任危机。而且还强化了毛在国内、党内、军内的绝对领导地位（这 为以后毛利用自己的绝对领导地位、自己掌控的暴力工具和被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贺龙、陈毅、彭真…等为首的中共各级领导人吹捧起来的“绝对威 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
本来以纠“左”，即纠正毛疯狂的极左路线给国家、民众造成的巨大灾难为目标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世称“庐山会议”），不仅没有纠正一九五八年以来 “大跃进”、“三面红旗”的错误和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会议公报反而还强调要继续高举“三面红旗的伟大旗帜”在毛的“英明”领导下继续向共产主义前进。公报 还宣称成绩是巨大的，缺点和错误是暂时的、小小的；成绩与错误相比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之比。继续高举“三面红旗”极左路线的结果是造成庐山会认后的一九 五九年下半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比例进一步失调、物资供应更加困难、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剧增的主要原因。“庐山会议”也是 造成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一九六一这三年饿死四千多万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大跃进”、“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和巨大灾难，毛自己也清楚，为便于推卸责任，把自己隐藏在幕后操控一切（此外，毛也不想把时间精力消耗在国 家元首不可推卸的迎来送往等礼仪上），毛在“庐山会议”召开之前的一九五九年四月廿七日召开的全国第2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虚职。改“选” 刘少奇为国家主席。毛仍保留党主席和他更看重的中央军委主席这两个掌握党政军实权的职位。老奸巨滑的毛这样一来就可把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归功于处在幕后的自 己的英明领导，而把所有的缺点、错误都推给站在前台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这些人身上。
毛把它辞去国家主席一事在国内外大肆宣扬，以在国内外诸多不明真像的人士面前博取“不恋权”的虚名。毛在“庐山会议”上和会后就是玩的这一手。

原文： 毛在庐山会议上的卑劣把戏 ——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12)

【转载-“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系列】 毛泽东荒淫无耻的私生活

毛 的私人生活极其腐败、淫乱，即使与封建帝王相比也有过之无不及。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毛在长沙活动期间与毛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结婚之后（毛在老家由父 母做主曾为毛娶了一位比毛大四岁的罗姓姑娘为妻，婚后一年多罗氏就去世了），毛即与杨开慧的表妹和一位叫陶斯咏的寡妇在一起鬼混，引起杨开慧的不满。一九 二一年毛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怀揣着共产国际提供的大洋，还专门跑到南京与移居在那里的陶斯咏重叙旧情。
一九二七年毛发动的秋收起义失败后，逃窜至井冈山投靠在那里占山为王的王佐、袁文才的土匪部队。在那里毛看上了比杨开慧更年轻漂亮的贺子珍。经王、 袁撮合，毛置与自己共患难的妻子和三个亲生儿子的安危于不顾，在没有和杨开慧离婚的情况下，毛毫不犹豫地抛弃作丈夫、做父亲的职责，又于一九二八年与贺子 珍结婚。此时，毛的合法妻子杨开慧正带着她和毛所生的三个儿子在长沙清水塘和老家板仓，一面艰难度日；一面翘首企盼毛的归来。对毛一往情深的杨哪里知道， 她们母子四人早已被毛抛弃。毛早已在井冈山另结新欢。从一九二七年毛离开杨开慧母子上井冈山，到一九三〇年杨在长沙被何健处决的这三年多的时间内，毛明明 知道杨开慧母子在长沙清水塘和老家板仓生活非常危险，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杀身之祸，如果对自己的妻子和儿子稍微怀有一点夫妻之情、父子之情，毛完全有办法通 过中共地下党，把杨开慧母子接到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和毛一起生活，以使她们脱离危险。然而毛不仅没有这样做，就连毛率红军奉命攻打长沙，从板仓附近经过，他 都没有顺便去看一下自己的妻子和亲生儿子。毛怕杨和自己的儿子回到他身边，妨碍他和贺子珍的幸（性）福生活。毛对亲人的冷漠无情、不负责任和自私在此暴露 无遗。
当毛和中共打着北上抗日的招牌流窜到陕北后，在毛和中共的欺骗宣传之下，一大批怀抱抗日救国理想的青年学生、文化人被诱骗到陕北。毛所在的延安，一 下子出现了许多衣着打扮时髦的女性，令贺子珍等中共领导人的老婆们相形见绌。其中一名演员出身名叫吴莉莉的女士更是美貌时髦出众，立刻被毛看上。毛找各种 借口与吴交往、鬼混。一次毛正与吴鬼混时被贺子珍发现，贺与毛、吴又打又闹，吵得尽人皆知，吴无脸再在延安混下去，只好离去。毛还与女作家丁玲也常在一起 鬼混，还扬言要封丁为妃子。贺子珍性情刚烈无法容忍毛的淫乱，终至以到苏联疗伤为由离开了毛，远去苏联疗伤。贺离毛而去不久，毛又和从上海来的电影演员江 青鬼混在一起（江在来延安之前曾与四个男人结过婚或同居过），不久毛便决定与江结婚（此时毛尚未与贺子珍离婚），因江的历史过于丑陋，毛的这一决定引起中 共上下一片反对之声。他们耽心江的丑闻会给毛和中共脸上抹黑。然而毛不顾中共上下的反对，坚持与江举行了婚礼。直到两年后，贺从新闻报导中才得知毛已与江 结婚，贺此时给毛写过多次信均未得到毛的回信，最后毛回信告诉贺：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意即夫妻关系结束了）。此后毛一直设法阻止贺回国，以免贺妨碍她与 江的幸（性）福生活。贺遭此打击终至精神错乱，在苏联被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
“解放”后毛已成为中国大陆货真价实的封建帝王，与被他看中的女人淫乱就更加肆无忌惮。为满足毛和中共领导人的荒淫欲望，毛手下专为毛和中共高级领 导人在中南海组织舞会，每周一次，后改为每周两次，专门从中南海女工作人员和部队女文工团员中选取年轻漂亮的姑娘为毛伴舞，兼供毛挑选作为陪寝对象。毛的 手下还秉承毛的旨意，把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改成“118会议室”，据知情人士透露，里面的装璜、家具、陈设、吊灯等都远胜于克里姆林宫。这里是专供毛与大会 堂年轻貌美的女服务员淫乐的场所。此外毛还利用外出巡视的机会，每到一处便要手下召集当地女演员、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为其伴舞供其淫乐。
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张玉风，此人原在毛的专列上当服务员，被毛看中后，被毛调到中南海为毛服务供其淫乐。近来网上爆料张有一儿子长相酷似毛，也模仿毛 梳了个大背头，人们怀疑是张与毛所生。又有传言毛死后张曾找中共中央要求为儿子认祖归宗，中央领导虽明知是事实（张大概提供了不容否定的证据）仍然告知 张，为维护伟大领袖和中共的光辉形象，不可能让张的儿子认祖归宗。最后中央答应张享受副部级待遇退休，以对其进行安抚。按张以一毛身边服务员兼秘书身份退 休，能享受副部级待遇可算是没有先例的，从这一点考虑，此事恐非空穴来风。
对于毛私生活荒淫无耻的程度，由于当局的欺骗隐瞒，国人以前知之甚少，包括笔者本人，虽以前也略知一、二。但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笔者去西安参加化 工部举办的一次会议，听到与我共住一个房间的江苏南京来参加会议的代表（此人是江苏省石化厅的一位处长）谈到毛巡视南京所发生的一件毛的“风流韵事”时， 我仍然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
据这位处长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次毛出巡到了南京，住在省委的一家宾馆。宾馆派出几位最年轻、漂亮、政治可靠的女服务员为毛服务。其中一位年仅 十几岁秀色可餐的女服务员被毛看中，毛稍微暗示一下，毛手下的工作人员便心领神会，立即通知宾馆领导：伟大领袖今晚要接见这名女服务员，宾馆领导立即把这 当作一项“政治任务”，通知这位年轻漂亮但不谙世事的女服务员。这位不谙世事的女服务员，得知伟大领袖要亲自接见自己后，感到无比荣幸，心情也无比的激动 与兴奋。
当晚这位梳妆打扮一番后的女服务员便由毛的手下引进到毛的卧室，熟知毛的本性、知道毛接下来要干什么的毛的手下，便知趣地找借口离开了毛的卧室，顺 便把门也带关了。此时迫不及待的毛，连装模做样的客套话也没说，走上前去抱住这位女服务员就要干“那事”。不料这位不谙世事的女服务员被毛这一突如其来的 无耻下流举动吓得晕死过去。因为她万万想不到她心目中这样一位“无比英明、伟大、光荣、正确；品格无比高尚的光辉形象和伟大领袖”；她心目中的“红太阳、 大救星”居然会对她做出这种下流无耻的、只有流氓和强奸犯才能做得出的勾当。毛对她的行为与毛在她心目中的“伟大光辉形象”之间的巨大反差给她心灵上造成 的巨大震撼、不可思议，以及毛的粗暴行径给她那不谙世事的幼小心灵上造成的巨大惊恐致使她眼前一黑、人事不知晕死过去。
毛大为扫兴，连忙叫来手下人把这位服务员送医院抢救。按照毛对被他“宠幸”过的女人的一贯做法，对毛顺从且毛认为可靠的，毛通常会给她几万元钱（这 在极端贫困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堪称一笔巨款），并安排一个较好的工作；对那些不顺从的或毛认为不可靠的则被发配到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偏远地方严加监管了其 一生。我估计这位毛欲“宠幸”而未得手的女服务员，事后的遭遇属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大。

原文： 毛泽东荒淫无耻的私生活 ——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11)

【转载-“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系列】大饥荒年代毛泽东穷奢极侈的生活

即 使在大饥荒时期，被中共宣传机构和无耻御用文人们吹捧为“生活简朴”、“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毛，仍然过着封建帝王般的奢糜生活。据毛在大饥荒时代的御厨透 露，在大饥荒时代毛的一份菜谱计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菜汤十六、七种；仅鱼虾就有蒸鱼卜丁、铁扒桂（鳜，以下同）鱼、煎桂鱼、软炸桂鱼、烤青鱼、吉士 百烤鱼、波兰煮鱼、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十七种做法。
不仅如此，在大饥荒年代穷奢极侈的毛，还在全国花费数以亿计的巨资为自己建造行宫，计有：韶山滴水洞、庐山芦林一号别墅山庄、长沙蓉园、武汉东湖梅 岭一号别墅、咸宁131工程特一号别墅、北戴河莲花山别墅、北京宻云水库湖心岛别墅、北京香山双清别墅、北京玉泉山别墅…等。其中仅滴水洞别墅及其附属工 程总造价已超过亿元，这样一笔钱如用来进口粮食，按当时的粮价可购买62.5万吨粮食，这么多的粮食可以挽救625万饥民的生命。“解放”后毛在全国各地 先后为自己修建了61处别墅，其中有许多处毛从来没有入住过，就连耗资过亿元的韶山滴水洞别墅，毛也仅在一九六六年的六月十七日至廿八日在那里住了十二 天，相对于它的造价，毛在那里每住一天就花费了将近一千万元。毛建造的这六十一处别墅不仅耗费了国家宝贵的建设资金，其中有许多是大饥荒时代饥民们指望用 它来进口粮食以挽救自己性命的资金。
一贯善于在他人面前做秀、做假事、说假话的毛。一边罔顾民众的死活过着穷奢极侈的封建帝王般的生活；一边在手下工作人员、民众代表、“民主党派”人 士甚至外宾面前穿上打过补丁的衬衫、睡衣、鞋袜，故意显示其“艰苦朴素”。还曾在大饥荒时，向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宣称要几十天不吃猪肉。毛主要是想通过这些 工作人员、民众代表、“民主党派”人士和外宾把这些事向外传扬，以显示他生活简朴与全国民众同甘共苦。不想至今毛左份子、“五毛”党们、“乌有之乡”的乡 民们仍在津津乐道毛这些做秀的“光辉事迹”。
实际情况是：据原毛身边的工作人员透露：毛为维护保养这些毛用来显示其艰苦朴素作风的道具，每当这些衣、被、鞋、袜发生破损时，毛手下的工作人员都 要派专人用飞机送到上海，由那里的高级技师精心织补、修理后，再用飞机运回北京，以供毛在面对国内外“观众”演出其“艰苦朴素丑剧”时继续使用。实际上毛 修补这些用作道具的衣、被、鞋、袜所花的费用不知道要比买新的衣、被、鞋、袜的费用要高出几十、几百甚至上千倍。毛这样做实在没有必要。毛如果不是在外 人、外宾面前故意穿上这些打过补丁的衣、被、鞋、袜，而是在自己家里穿、破了就请身旁的工作人员缝补一下，接见各级官员、友人、民众代表和外宾时穿着整洁 一点，不仅无可厚非，反而是一种真正节俭的表现，毛不需要贪污、也不需要使用任何特权，仅凭他那一月四、五百元的工资就可使自己在接见他人和外宾时穿着整 洁一点。更何况接见他人、外宾时，自己衣冠整洁也是对他人和外宾的一种起码的尊重。
至于毛的手下和无耻文人们大肆宣扬的，在大饥荒期间毛为了与民众同甘共苦共度时艰，宣告几十天不吃肉的真像是：毛在健康检查时发现胆固醇过高，保健 医生们建议毛少吃猪肉（毛嗜好吃红烧猪肉），于是御厨们在医生的建议之下，把菜里面凡用猪肉的地方都改成面筋（面筋的价格和营养价值实际上都比猪肉要高许 多），这怎么扯得上是与民众同甘共苦呢？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联想起一件往事，大约是在上世记八十年代末、还是九十年代初，我在一份湖南出版的杂志上看到一篇纪念毛诞生多少周年的文章。是大饥 荒时一位渔场陈姓党支部书记，以一种十分“自豪”的口气，回忆当年如何为毛养鱼的经历。据这位书记回忆：在大饥荒开始不久的一天，上级领导突然找他谈活， 交给他一项要严格保宻的重大“政治任务”，即在长沙烈士公园东北方一处因修京广复线截断浏阳河而形成的U形月牙湖上建一个养鱼场，专门为“伟大领袖”毛主 席养殖毛所钟爱的浏阳河白鲢鱼。
据这位陈书记介绍，在北京已吃厌各种山珍海味的毛，有一天突发奇想，回忆起年轻时在长沙求学和闹革命时，吃过一种浏阳河长沙段捕捞起来的白鲢鱼，毛 当时觉得非常好吃。毛对手下人说，浏阳河流经长沙段有一处急湾，此处水流湍急，河里的白鲢鱼在这里的激流里奋力争游，鱼肚皮在河底的沙滩上磨娑，使得这里 的白鲢鱼肚皮异常肥厚鲜嫩。毛对手下人流露出想吃浏阳河白鲢鱼的意思。善于逢迎拍马的毛的“大内总管”，马上心领神会，并及时把毛的“圣意”告知湖南省 委。由于浏阳河流经长沙的那段急弯，已在一九五八年被新修的京广复线所截断，形成了一个月牙湖，而改道后的浏阳河里的鱼虾早已被饥不择食的饥民们几乎捞捕 殆尽，那里还能捕到“当今圣上”朝思幕想的浏阳河白鲢？为不违圣意，省委立即下达政治任务，责成水产部门在浏阳河截流形成的月牙湖成立一个渔场。选择祖宗 三代都是贫雇农出身、有养鱼经验的党员专门为毛养殖浏阳河白鲢。据这位渔场书记回忆，大饥荒期间，他们每星期捞捕两次每条两斤左右不大不小的活白鲢鱼数 条，用可充氧气的专用运鱼鱼箱在专人押运之下，用汽车运到长沙南郊的大托铺军用机场，再用专机运到北京供毛享用（一九六一年暑假笔者想为久未食过鱼的父母 改善一下生活。曾与友人试图到位于长沙烈士公园内的这个月牙湖去钓鱼，不料竟遭到好几个便衣巡逻人员的驱赶与呵斥，连钓具也被没收。当时都不知道这里已辟 为毛的“御用”养鱼场）。
毛左份子们、五毛党们、“乌有之乡”的乡民们，你们想过没有？你们心中的红太阳、你们那位“生活简朴”、常穿着打补丁的衣裳接见国内外宾客、并声称 “为与民同甘共苦数十天不吃肉”的“伟大领袖”在大饥荒时，在北京所吃的每一条白鲢鱼要花多少钱？其实白鲢鱼在河鲜中根本算不上什么美味，只是毛当年混迹 长沙时因囊中羞涩，常只能以粗茶淡饭裹腹，偶尔能吃上一顿白鲢鱼当然会倍感鲜美，因此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以致毛“功成名就”成为当今“圣上”之后仍想重 温当年的这一美味。

原文： 大饥荒年代毛泽东穷奢极侈的生活 ——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10)

【转载-“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系列】毛稍有人性便可做到在大饥荒期间不饿死人

从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这三年之中据国内外统计研究公布的资料，中国大陆总共饿死了三千七百万至四千五百万人，其中主要是农民。造成这一场和平时期、正常 年景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和三、四千万无辜民众因饥饿而死亡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好大喜功的毛为实现其要充当世界共产革命运动的“伟大领袖”的梦想、试图创造 罕世奇功，“一夜之间”将贫穷落后的中国大陆变成世界超一流的先进大国，而发动的“总路线”、“大跃进”、“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大办人民公 社”、“大办公社食堂”…等一系列运动。

尽管这一系列运动造成粮食减产、生态环境惨遭不可逆转的破坏、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生活日常用品、粮食和副食品的严重匮乏、生产力惨遭破坏、国民经济 濒临全面崩溃…等一系列严重后果。然而只要毛和中共当局稍微有一点人性、对他治下的民众的生命稍微有一点尊重、对民众的苦难稍微有一点点怜悯之心，放下面 子（毛和中共一直不敢对外承认中国发生了大饥荒、大量人口饿死这一事实，以维护其一贯正确、英明、伟大的虚假的“光辉形像”）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削减外 援、进口粮食、打开贮备粮仓（据周恩来向中共常委会报告：到一九六〇年全国还有一年零七个月的贮备粮）、接受外国的粮食援助，则完全可以做到不饿死一个 人，更不用说饿死3700万—4500万人了。
简单的算一算便可证明这一论断：在这大饥荒的三年之中每一吨粮食可以在一年之内至少挽救10个人的生命，一年内这10个人平均每人可分到200斤粮 食；平均每天每人可得0.548斤粮食，再加上饥民们原有的每天0.4—0.5斤口粮，则饥民们每天的口粮可达到0.948斤—1.048斤足可维持生存 的需要。即便对每天口粮只有0.3斤的饥民加上这0.548斤粮食，每天的口粮也有0.848斤也可维持生存的最基本需要。照此计算一九五九年只要把净出 口的250万吨粮食不出口，用来供国内饥民之需要，则这一年便可挽救2500万饥民的生命；如果一九六〇年净出口的100万吨粮食不出口、援助古巴的 6000万美元用来从国外购买粮食（按当时的粮价可购买87万吨粮食）、援助北朝鲜的23万吨粮食用来供应国内的饥民，那么这一年将有210万吨粮食供国 内饥民提高口粮标准，这将使2100万饥民免于饿死；一九六一年如果把给阿尔巴尼亚的5亿卢布（当年卢布与美元的比价约为1比1，这是苏联官方自定的汇 率，高于卢布的实际价值）用来买粮食，按保守的估算可从国外购得300万吨以上的粮食，如果再加上被打肿脸充胖子的毛断然拒绝的苏联愿意提供的100万吨 粮食援助，那么这一年总共将有400万吨以上的粮食供饥民们食用，这将拯救4000万人免于饿死。由此看来，如果这三年停止出口和外援粮食、同意接受苏联 的100万吨粮食、把对外援助的资金用来进口粮食。如能这样，那么1959—1961这三年一个人也不会饿死！据此可以说“大跃进”及其带来的一系列惨重 后果和造成3700—4500万人饿死，套用一句当下流行的话来说：“这都是毛要争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惹的祸”。
在大饥荒期间毛生怕外国知道中国发生了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真像，影响他自封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对外拒不承认中国大陆发生 了大饥荒、饿死了大量人口的事实。为掩盖中国大陆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大饥荒、大量饿死人的真像，毛和中共不顾民众死活顽固地拒绝一切国际援助，这种 死要面子的做法大大加剧了饥荒的程度，使本来可以因国际援助的粮食而得救的数以千万计的饥民最终未能逃脱饿死的厄运。在断然拒绝了苏联提供的粮食援助之 后，毛居然宣称：“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指赫鲁暁夫）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为维护毛和中共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所谓“志 气”，数以千万计的饥民因未能吃上苏联援助的粮食而死于非命。此后毛还对他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和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 几千万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肚子生，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不又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
面对被自己弄得千疮百孔、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和因他的胡作非为而饿死数千万人的惨状，毛和中共不仅没有任何反省、内疚、自责反而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他们凭空捏造出来的三年自然灾害、苏修逼债、许多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许多基层政权被阶级敌人所控制。
真实的情况是：近年许多气象学家和水文学家在仔细研究了“解放”以来历年全国各地记录的气象和水文资料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一九六一这三年全国没有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这三年基本可以算得上风调雨顺。
被毛称之为“苏修”的前苏联在中国大陆发生人为的大饥荒期间，不仅没有逼债，反而主动提出鉴于中国目前的困难，可推迟五年偿还中国所欠苏联的债务， 而且这五年不计利息，被毛和中共断然拒绝。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毛和中共在每年饿死上千万人的困境之下，居然提出要提前还清所欠苏联的债务，于是毛和中共不顾 民众的死活，动员一切力量从全国捜刮一切可以捜刮到的可供出口抵债的副食品、农付产品、日用工业品和工矿原料…等物资运交苏联还债，这种愚不可及的做法不 仅使更多的人饿死，还大大加剧了国内物资供应紧张的程度。
苏联还提出要对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50万吨古巴糖的援助。毛和中共仅接受了50万吨古巴糖（毛之所以接受古巴糖，是以这种方式间接扩大古巴的 出口，以此作为拉拢古巴的一种手断，而不是出于满足国内民众的需要），而毫无人性、不可理解地拒绝接受那100万吨可以挽救一千万人生命的粮食援助。
至于把责任推给全国各地民主革命不彻底、基层政权被阶级敌人所掌控，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报复，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众所周知，自“解放”以来历经“土 改”、“土改复查”、“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反”、“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毛和中共的所谓“民主革命”早就彻底得过了 头。所有的真正的、莫须有的所谓“阶级敌人”都被杀的杀、关的关、戴帽的戴帽、管制的管制，包括他们的家属，都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倒在地，并踏上了 一只脚”。他们连做人的起码资格都没有，哪里还有什么基层政权会被他们所掌握？他们在这个政权之下能点头哈腰、逆来顺受，能苟延残喘地活下去就算万幸了， 哪里还有可能对贫下中农进行阶级报复？自“解放”以后，各级基层政权早已牢牢地掌握在那些革命最彻底、最坚决的以流氓、地痞、懒汉、二流子为代表的“无产 阶级”手中，已是不争的事实。毛和中共把责任推给“阶级敌人”的阶级报复实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拙劣借口。

 原文：毛稍有人性便可做到在大饥荒期间不饿死人 ——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9)

【转载-“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系列】毛和中共在大饥荒时代仍大量出口粮食

大饥荒年代茅台酒产量不减反增

毛为实现其充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和世界共产主义体系的“伟大领袖”的梦想而发动的脱离科学实际、脱离现实可能的疯狂的、异想天开的总路线、大跃进、 人民公社、为钢产量翻一番的全民大炼钢铁、大修水利…等一系列运动，很快就给国家和大陆民众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性后果。这种灾难性后果早在一九五八年就 显现出来了。笔者当年正上高三，学校食堂粮食虽未定量，但已由原来一日三餐干饭，改为早餐稀饭，中晚餐干饭。早餐的稀饭还要掺麦麸，原来早餐提供的豆浆也 取消了。
学校为实现毛和中共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组织学生到城郊去开荒种地，因劳动强度大，学生食量大增，数量有限的粮食令学生吃不饱肚子， 学校只好在大米里加上萝卜、白菜煮成菜粥以使学生能找到吃饱的感觉，不过这种吃饱的感觉经过一、两个小时，在尿了几泡尿之后便荡然无存了。
就在一九五八年不少地方粮食供应已趋紧张之时，各地竞相放出的粮食高产“卫星”和频频传来的“超产捷报”已让头脑昏匮处于忘乎所以的颠狂状态下的毛和刘少奇等人，居然在为粮食多了怎么办而发愁。
由于各行各业的人都丢下自己的本职工作去修水利、去炼钢铁、去抓粮食高产，几乎所有的物资、交通运输和人力资源都白白地投入到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益 的（有的甚至是负效益）大修水利、大炼钢铁、粮食高产运动和其他许多毫无实际意义和效果的“跃进”项目中去。致使整个国民经济严重夫调，民众日常生活所必 需的轻工业产品、日用百货、副食品的生产因原材料、交通运输和人力的严重短缺而陷入萎缩，产量急剧下降，已无法满足民众日常生活的最低需要。
毛和中共当局不得不采取计划供应的办法加以应对。于是种类繁多的各种票证应运而生。继粮、油、布票之后、糖票、糕点票、烟票、酒票、煤油票（煤油灯 是当时乡村、小城镇居民最主要的照明工具）、豆制品票、肉票、火柴票（那时打火机是奢侈品，火柴是主要的取火工具）、肥皂票、煤票（煤是当时城镇居民做 饭、取暖的最主要的燃料）…相继发行使用，由于民众生活日用物资的极度匮乏，这些票证的供应量远不能满足民众日常生活的最低需要，至于当时被视为奢侈品的 收音机、缝纫机、手表、自行车更是一票难求，许多单位一年只能分到一两张票。
日常生活物资的严重不足、凭票供应量远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导致一种新行业诞生，那就是倒卖各种日常生活物资、食品和各种票证。当局把这种行为称 为“投机倒把”。一旦被当局查获，除没收其物资、票证和所得金钱外，还要对当事人判处徒刑。尽管当局对“投机倒把”严厉打击，但在生存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 之下这种行业是不可能禁止得了的，不仅是因为生存物资极度匮乏的民众有着不可扼制的需求，还因为这个行业为那些因逃避饥荒而流落各地的农民（当局称之为 “外流人口”）和城镇失业人员（当局称之为“无业人员”、“社会闲散人员”，他们大多为社会最底层人员，诸如：劳改、劳教释放人员、摘帽右派、“五类份 子”和他们的家属、子女等）提供了一线谋生的机会。
自从全国实现严重打击农民从事农副业生产的积极性的农业合作化之后，农副业生产日渐萎缩，到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全国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已显紧张， 如果是一个民选的、对选民负责任的政府，此时理应竭尽全力进口粮食和副食品以满足民众的需要，然而毛和中共当局在这两年不仅没有进口粮食和副食品，反而在 这两年总共净出口了七百万吨粮食和大量副食品。在全国已大量饿死人的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毛和中共当局不顾民众的死活仍然分别净出口了二百五十万吨和 一百万吨粮食。毛这样做的原因是用这些与民众性命相关的粮食和大量副食品、日用品、矿物原料去换取外汇，以进口发展军事工业（核武器、导弹、核潜艇…等） 和作为军事工业基础的重工业所需的设备、仪器、原料、技术。毛把这些武器视为他在全世界推进共产主义革命、实现自己充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伟大领袖” 梦想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为了和以赫鲁晓夫以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争夺国际共产革命运动的领袖地位，毛和中共不顾中国民众的死活一方面出钱出物（主要为金钱、武器以 及国内极为短缺的粮食、副食品、日用品、原料…等），大力支援拉拢阿尔巴尼亚、北朝鲜、越南、罗马尼亚、古巴、蒙古等社会会主义国家，和亚非的一些所谓民 族主义国家诸如：印尼、斯里兰卡、尼泊尔、缅甸、柬埔寨、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埃及、刚果、马里、乌干达、喀麦隆…等。据统计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〇 年六月底中国向这些些国家提供的无偿援助和贷款高达40.28亿元，这还不包括无偿提供的武器和以粮食和副食品为主的实物在内。40.28亿元现在看来数 字好像不大，但在大米只有0.08元一斤、工人一般干部平均月工资只有二十几到四十元左右的当时却是一笔巨资。
毛经常对那些建议他在大饥荒时代适当减少外援的手下说：“手里没有一把米，鸡都逗不来”。在毛的授意之下，在国内已大量饿死人的一九六〇年一月成立 了“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专门负责向外国（主要是前面所列各国）赠送现款（外汇）、食品和其他物资，致使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对外援助激增，使因饥饿 而死亡的人数也剧增。这年十一月为拉拢古巴给古巴六千万美元贷款，并告知对方可以经过淡判不还；次年元月为拉拢阿尔巴尼亚给了五亿户布；在饿死人最多的一 九六〇年，为拉拢北朝鲜还为其提供23万吨粮食。此外，毛和中共还出钱扶持各国共产党内极少数毛派分裂份子另组X共（马列）小党办刊物，为毛和中共的世界 共产主义武装革命理论摇旗呐喊、对毛和中共加以吹捧。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不断有X共（马列）的所谓代表团频繁到访中国。一是来接受毛和中共的指示，更主要 的是来向毛和中共领取数额不菲的津贴。毛和中共对这些被他们豢养的走狗一贯是来者不拒慷概解囊。我记得来得最多的是澳（大利亚）共（马列）的主席（书 记？）威尔科克斯先生，他有时一年都要来好几次，所以令我印象深刻，至今仍未忘记他的大名。

原文： 毛和中共在大饥荒时代仍大量出口粮食 ——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8)

【转载-“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系列】毛泽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卑劣本性

从 延安“整风运动”、“抢救运动”（这一点主要针对中共的各级领导阶层和抗日时期投奔延安的知识份子、青年学生而言）起，直到“解放”后的历次运动特别是 “反右”运动为止。中共除毛之外，从上到下的几乎所有各级党政军干部直至普通党员、几乎所有的知识份子、社会精英直至平民百姓，都充分领教了毛的阴险狡 诈、凶残狠毒、不择手段、无所顾忌和冷漠无情。“解放”后经毛和中共的欺骗宣传、舆论导向和灌输洗脑之后，仍能保持清醒头脑和独立见解者，对“大跃进”、 “大炼钢铁”、“大批判”、“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社食堂”、“大修水利”…等运动中所发生的种种违反常理的现象都心知肚明。其中良知未泯、品格较高 者，大都噤若寒蝉、保持沉默以明哲保身；其中人品卑劣、良知丧尽者，则一意吹捧、推波助澜，争当毛和中共的奴才和驯服工具。至于那些被毛和中共的欺骗宣 传、舆论导向和灌输洗脑搞得懵懵懂懂者则将毛和中共奉为神明，不问或不知是非曲直、对错与否，一味毛和中共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竟相 争当毛和中共的奴才及毛和中共这架共产极权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毛和中共通过农业互助组、农业合作社有效地把农民的士地和生产工具控制在毛和中共的手里；通过对私人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有效地把 城市居民的工厂、企业、商店，手工业作坊…等生产资料控制在毛和中共的手里；毛和中共又通过对以粮油为主的几乎所有的、全体民众赖以生存的农副产品的“统 购统销”政策有效地掌控了全体民众赖以活命的主要物资；毛和中共又通过对民众生活必需的粮食、食油、肉类、食糖、香烟、糖果、点心、棉布、火柴、燃煤、煤 油、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等几乎所有民众生存、生活所必须的物资实施“计划供应”，把所有一切民众赖以生存生活所需的一切资源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 里。
毛和中共又通过严格的户口政策，强行把民众划分成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把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牢牢地控制在他所在的乡村、城市、街道。除毛和中共认 可的升学、参军、招工、提干、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工作及工作调动之外，均不得随便迁徙。这样毛和中共已把它治下的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空间、生产资料、生活 资科等所有资源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里，每一个人都成了毛和中共的附庸：没有自己想要的生存空间；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没有自己的生活资料。
毛认为这样还不够，毛为了实现自己充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伟大领袖的梦想，为了找到一种牢固掌控每一个人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的社会组织和管理模式，毛 发现并“完善”了“人民公社”这种组织管理模式，并在全国大力推广。毛要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兵营，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他征服世界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战争的 炮灰。于是处于颠狂状态的毛，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的“伟大”号召。全国各地从城镇的机关、企业、工厂、学校、街道直到到乡村纷纷组 建民兵师，下辖团、营、连、排、班。在一九五八年成立了各类民兵师达5175个，下辖民兵团44205个，民兵总数达到2.2亿人。笔者一九六〇年在湖南 大学化学系就读时，也曾被编入该校的防化民兵营，与同学们身披一件不透气的油布雨衣（当时塑料制品尚未流行、这是我们防化民兵唯一的“防化装备”）冒着烈 日，大汗淋漓地肩扛一支不带子弹、早已退役的一九一七年美制老式步枪，在学校大操场接受贺龙元帅的检阅。
毛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毛一直希望通过发动一场世界大战，消灭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在全世界建立共产极权政权，以实现他想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 大领袖的梦想。因此毛需要一大批没有思想、没有头脑、无条件盲目服从他的领导的臣民，为他要发动的世界共产革命战争充当炮灰（这就是为什么毛在后来明明知 道办食堂、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导致数千万农民饿死的重要原因时，仍然不顾农民死活顽固地坚持办食堂和人民公社的最主要的原因）。
毛扬言：“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这样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当时全国人口约六亿）。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 人口的牺牲（毛当然自认为自己不在牺牲之列），却换来一个大同世界（即以毛为领袖的共产极权统治的世界）还是值得的。”毛自认为自己必将成为这个“大同世 界”的“伟大领袖”，他当然值得。但对于为实现他的世界帝王梦而无辜死去的四亿中国人，和全世界将为此而死去的十几亿人却太不值得了（当时全世界约有廿七 亿人口）。
科学知识几乎等于零的毛，对一场核大战之后，全世界将处在“核冬季”阴影的笼罩之下，由于大量放射性尘埃弥漫空中，遮天蔽日，使气温骤降，到处一片 黑暗，数月不见天日，所有的空气、水、食物、土地…都被放射性物质所污染、几乎所有的动植物都将死亡，人类也没有人能幸免（包括毛本人在内），对这些毛一 无所知，所以毛指望：“死掉四亿（中国）人，还剩两亿人口，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毛还希望在中国打核大战：“由我（毛自己）来带 领中国人民把美国军队吸引到中国战场…迫使美国向中国战场投入主力军队…（然后）请苏联向中国战场突然投射原子弹，将美国主力军队一举歼灭在中国战场。” 无知、狂妄、冷漠的毛为实现自己统治世界的世界帝王梦，竟然不惜牺牲四亿中国人和十几亿各国民众的宝贵生命，其凶狠残暴、冷酷无情、无知狂妄、漠视数以十 亿计的人的生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卑劣本性实在令人发指，在这方面连秦始皇、斯大林、希特勒都难以望其项背。
原文： 毛泽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卑劣本性 ——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7)

【转载】《历史的先声》节选

 刚刚看了《历史的先声》一看内容还以为是哪个“反华势力”写的，仔细一看，原来是共产党的忽悠文。我想，当时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要是在现在，肯定早已被列为反动报刊。以下内容摘自《历史的先声》：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 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 上的权利罢了。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愚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

——《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 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家，曾经这样表示出中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并不需要、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并不主张集体化，也不反对个人的活动 ——事实上，我们鼓励竞争和私人企业。在互惠的条件下，我们允许并欢迎外国对我们的地区作工商业的投资……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政治”。他说得很 对。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9日

 

　　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 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 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 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上之，这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识见。

——《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

 

　　这些一切，只有证明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对实施纲领的意见，首先是对人民自由的主张，是切实的，迫切需要实现的，万万“撤销”不得的。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8日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和他们所 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同时，（他们）也有一些批评。他的批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 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

——《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这正如前天座谈会主席左舜生先生说的：“我们不去敦促，自由这一客人是永远不会进我们的门的”!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

——《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一切力量来自人民!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解放日报》1945年7月2日

 

　　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

——《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

 

　　必须真正做到民主动员，必须有民主政府持行并保障一切民主的措施，这真理还不简单明了吗?

——《新华日报》1945年1月18日

 

　　英国人民把言论、集会、身体等自由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而加以无比重视，从美国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来。上引赫尔国务卿自称一生为这目标奋斗力争的正是这个东西。“平等”与“自由”为什么被民主国家这样重视，重视到认为没有这就无从谈民主政治呢?这 是很简单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提倡人民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 人的权利便有不平，……所以对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义。对于国内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权主义”。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视的平等，正是这一含义……假如至今 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权利，那末怎样能够谈得到民主、怎样能够实现民治呢?说到“自由”也是一样，如果连人民言论、集会、身体的自由都不允许，则民治从何谈起?…… 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英国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虽没有宪法也是民主国家。由此看来，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民主的潮流正在汹 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 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

 

　　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 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美国现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国四大主要国之一，担负了彻底消灭法西斯、消灭侵略、建立世界永久 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 处，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

——《新华日报》1945年7月4日

 

　　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 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 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

 

　　杰斐逊的民主精神孕育了两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民主政治，杰斐逊的民主精神也推进和教育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行进。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

 

　　不论程度之深浅，美国是始终保有一种传统精神的国家，那传统就是民主。

——《新华日报》1943年4月15日

  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新闻：据说美国在马绍尔战场协助土人实行民主，让他们自己选举行政官。这是很平凡的事：从民主的美国来说，正应当如此。这也是不平凡的事：从不民主或尚未民主的国家来看，觉得新奇、觉得刺耳、觉得不平凡。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3日

 

　　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

 

　　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动能有正当的发展……可分两种，一种是主张思想统制。这就是说，把一定范围以内的思想，灌输给青年，对于这种思想是没有怀疑和选 择的余地的。……另一种主张是思想自由。……只有自觉和自愿，才能产生心悦诚服的信仰，和惊天动地的创造活动。一般民众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这样。如果走 相反的道路，则结果都是十分可悲的。有许多事实说明在强迫注入的训练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这种办法是必须改正的。我们主张思想应当是自由的。

——《新华日报》1941年6月2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 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 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 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

——《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

——《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为了国家利益和革命事业，我们应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但这必须事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那样牺牲自己是真正为了国家和革命么?第二，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些什么?……一面说青年“根本不能谈民主”，一面是叫青年“必须牺牲个人的自由”，这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对青年所施行的“标准”的“民主自由”的教育……那不过是为着要装装门面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5日

 

　　“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自主运动密切结合的历史，就是学生运动充作人民运动的先锋和辅助军的历史。在一代的时间内， 中国学生用自己的血、泪和汗写下了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史上光辉的史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出的史页。事实证明：中国学生将一本过去传统的爱国精神，继续为自 己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也就是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却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9日

 

　　反动者企图以“共党煽动”，轻轻把“一二·一”惨案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是七日的新民报说：“学生罢课反对内战，当地军警出动镇压……，在这情形中 谁是谁非，几乎不待判断”，“看昆明学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这次惨案却证明基本人权无保 障……政府当局亟须反省”。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1日

 

　　这件惨案的事理至为清楚，责任也很分明：一般青年学生只不过激于爱国热忱，凭了赤手空拳，起来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究有何罪?而国民党反动派竟采取残暴手段，惨加屠戮，并在屠戮之后，为了“嫁祸”起见，还不惜含血喷人，肆意诬蔑，居心恶毒以至于此，真是史无前例。但是人民是不会受欺骗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国民党反动派要想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徒见其日益心劳力拙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7日

 

　　中国青年在现阶段中所从事的运动，应该是争取民族独立，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为这三大目标而奋斗的人，在历史中就有他的地位。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

——《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

 

　　单说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国家。这是人人公认的。英美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

——《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1日

 

　　本市消息内政部公开颁行一种限制人民游行自由的法令，借口是“恐稍有不慎，足以影响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宁”。据中央社讯，其要点如下：负责筹备游行的人 员，需于事前将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游行宗旨、集会地点、进行日期及时间经过路线等呈报当地“治安主管机关”。散发的印刷品和张贴的标语须事先送当地 “治安主管机关”审查。上项法令，已由内政部发致全国各省市地方机关，本市市政府业已接到，且已分令警察局及各区公所“遵照办理”。有了这个“法”的根 据，今后各地当局更可以随意于事先防止临时禁止一切人民团体之游行。人民游行已无自由可言了。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3日

 

　　立即释放全国政治犯!严惩虐待犯人、毒杀犯人的凶手!未获释放的政治犯应切实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不准再有虐待和私刑拷打犯人的非法行为。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

 

　　维持一党专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只有国民党确定的和各党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30日

 

　　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

——《董必武选集》第54-55页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现在，官方豢养的论客们更公然地企图恐吓人民，说国民党是希望中国安定的，而共产党却希望天下大乱……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变不要乱”，而且正是要 “以变止乱”……（国民党反动派）也是希望某一种“安定”的，但那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 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他们的统治“安定”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做、没 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家的自由……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7日社论

 

　　而在重庆被打得头破血流的青年学生们的组织与行动也被当局宣布为“不合法组织……妨害治安”，而加以取缔。反之，那些打人的暴徒，是合法的组织，是有 益治安，而应力加保护。这就是合法政府的合法措施。让我们在这个不合法的罪名下继续奋斗，一直到“人民的宪法”出现的一天吧!

——《新华日报》1947年2月22日

 

　　昨天报载：慕尼黑在上周未暴动，“革命精神炽烈”，这是真的民意了，“纳粹调集坦克出动镇压”。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说话。真的民意出现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说话了。

——《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

 

　　国际民主既然与国内民主不可分割，所以要想参加到世界民主国家家庭中去的人们，就无法违反国内民主的原则。

——《新华日报》1944年1月19日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 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

——《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转载】胡适经典语录 句句直戳今日现实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书中说：‌‌“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 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谈国家】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在中国，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异常艰难的，但并非全无报酬。历史是一盆黄河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只要人们肯拿出足够的耐心，总归会看到清浊分明的那一天。
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
【谈人生态度】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
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时要在有疑处不疑。
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反而损害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愿挨骂。
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它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
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现状，敢说老实话。
堕落的方式很多，总结起来，约有这两大类：第一条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第二条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追求。
保险的意义，只是今天作明天的准备；生时作死时的准备；父母作儿女的准备；儿女幼时作儿女长大时的准备；如此而已。今天预备明天，这是真稳健；生时预备死时，这是真旷达；父母预备儿女，这是真慈爱。能做到这三步的人，才能算作是现代人。
【谈个人主义】
真正的个人主义指：一种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
有人告诉你‌‌“牺牲你个人的自由去争取国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
【谈中国教育】
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不过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两步，所以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

【转载-“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系列】“大炼钢铁”时的荒唐事

毛 和中共异想天开地提出一九五八年钢产量要在一九五七年535万吨/年的基础上翻一翻，达到1070万吨/年。同年九月八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再次提 出：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两年，七年，搞一亿五千万吨（钢），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毛在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柯庆施、 李井泉…为代表的中共领导集团的支持与鼓舞之下；在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无耻御用文人令人肉麻的吹捧歌颂之下；在以科学家钱学森为首的无耻御用科学家的鼓吹论 证之下，毛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疯狂的“大跃进运动”。
全国各地竞相攀比，不断放出一个比一个高的高产卫星；一个比一个假的各行各业的“捷报”，诸如：夏粮产量比上年增产近70%、粮食总产超过美国、全国各省市研制出近二百种新型汽车，已达到世界汽车行业的先进水平、全国自行研制生产出六种型号的先进飞机…等等。
全国兴起大办水利的高潮、为完成和超额完成钢产量翻一翻在全国又掀起了大炼钢铁的高潮，数以亿计的城乡民众丢下手里的工作和农活涌向水利工地兴修水 利，和自造的冶炼钢铁的土高炉大炼钢铁，造成农业生产劳力奇缺，使得大量待收的粮食、油料作物和其他农产品因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更多的由于人手不够（青 壮年都去修水利、炼钢铁去了）而草草收割一下，粮食和其他农作物撒得到处都是（这是此后饿死几千万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大修水利虽然造成粮食收不回、累死 累伤数以万计的农民、由于缺乏远久规划不尊重水利专家的意见，修了许多毫无用处或无法使用的水利工程，不过客观地说也有一些那时修的水利工程，至今对当地 的农业生产仍在发挥作用。而大炼钢铁则是有百弊而无一利，全国各地不论农村的农民、城镇的居民、工厂的工人、机关的干部都要去建土高炉炼钢铁。由于炼钢铁 用的焦炭产量很少，供正规的炼铁炼钢厂都不够，所以产烟煤的地方，到处建土炼焦炉炼焦炭，搞得到处冒黑烟，到处一片乌烟瘴气。在不产烟煤的地方，就只好到 山上砍伐森林烧成木炭来炼钢铁，成片的森林被砍伐，大办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又有大片大片的森林被砍伐，以致山上的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再加上大办农业上山去 铲草皮沤制凼肥，又把那些因炼钢铁、办公社食堂被砍光了树木的山上残存的最后一点植被——地上的草皮也被一铲而光。原本一座座森林密布、花草丛生、郁郁葱 葱的青山，变成了寸草不生泥石裸露的光山，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对于山西、内蒙、宁夏、陕北、甘肃、青海、新疆等干旱少雨、气候寒冷、 生长期短的地区来说，这种对生态环境的彻底破坏几乎是不可逆转的。这种生态灾难不仅延续至今，而且还将继续祸及子孙后代。
笔者由于生长在城市，对当时大办水利没有亲身经历，但对大炼钢铁却有亲身经历。一九五八年我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南矿冶学院（即现在的中南工业大学）冶 金系为大炼钢铁而新成立的钢铁冶金专业。进校后并不上课而是去建炼钢厂，我们进校前已由冶金系师生和一些建筑工人建得差不多了，十几天后便建成投产。学生 们和一些社会上招来的闲散人员就成了钢厂的工人。我们被分成两班，上午七点到晚上七点是白班；晚上七点到次日早上七点是夜班，不上班时除了睡几个小时的 觉，还要上两节有关炼钢的课。这种基础课居然由一级教授程星明先生讲授，其余的时间就是开批斗会、写大字报批斗专家教授，也批斗那些社会上招来的各种出身 不好的工人。我们学生既写大字报、发言批斗专家教授和招来的出身不好的工人；同时又要向党交心，批判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我们学校的炼钢厂因为有冶 金系，所以还是按比较正规的小钢厂修建的，拥有一座小型的化铁炉、一座1吨的小型转炉，主要冶炼当时国内紧缺的硅钢。由于专家教授都已被批透、批臭，不让 他们主持钢厂的技术工作，钢厂的生产和技术工作由几个调干生、转业军人和党员学生负责，他们有的对炼钢一窍不通、有的一知半解。在一位出身好的马教授指导 之下，炼出了第一炉钢，敲锣打鼓向党委报喜之后，就自认为炼钢并非难事，此后便不再向马教授请教了。
1958年10月21日上午9时许，因我头天上夜班，上午七点下班后正在距钢厂一里多远的学生六舍四楼的寝室睡觉。突然一声巨响，把我从睡梦中惊 醒。我正在考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爆发出如比巨大的响声。大约十几分钟之后，一位同寝室的学生（他那天上白班）流着满头鲜血（他头上脸上受的都是皮外 伤，但因头上脸上都流满了鲜血，样子很吓人）突然推开寝室门，带着惊恐的神色对我说：“钢厂爆炸了，你还在这里睡觉！”我连忙爬下床穿好衣鞋，迅速往钢厂 方向跑去，想看看我能为受伤的同学、工友做点什么。不料跑到距钢厂还有近百米的距离时，便被纠察队员挡住，不让靠近。我说我是钢厂的学生工人，想去参加伤 员抢救。对方说不关你的事，你赶紧回宿舍去。我站在那里，远远地看见原来约一百米长的厂房的屋面，已被爆炸的气浪掀掉了三分之二，厂区地上一片狼藉，到处 是残砖破瓦和东倒西歪被爆炸震倒的机器设备。我到现场附近时，没有听到爆炸后必然发生的呼天喊地的哭叫声、呼救声。此时爆炸已发生有近半小时，因一般的重 伤员已被抬到学院医务室紧急抢救、轻伤员自己跑到医务室进行包扎处理，剩下几位特重伤员一边由医务室医生护士在现场进行临时处理；一边在等待城里面大医院 的救护车来，以便拉到大医院进行抢救。在爆炸后将近一个小时才见两辆白色的救护车开来将几位特重伤员运去抢救。
学校依照当局对所有对其形象不利的事一律向民众保密的传统，在爆炸后的第一反应居然是由校党委牵头，由保卫科出面调集可靠的党员干部、教师、学生迅速组成纠察队，用绳索拉起一道封锁线封锁现场，以防止爆炸的消息向民间传播，被“阶级敌人”利用来攻击“三面红旗”。
据后来内部公布，此次爆炸有二位学生因抢救无效死亡，重伤、致残廿余人、轻伤无以数计。如此重大的一次人为的、本可完全避免的、造成重大伤亡的安全 事故在省、市内外居然从来也没有报导过。死者亲属的哀嚎声、伤者的呼喊声、致残者悲愤的呻吟声，全被“大跃进”的一片欢呼、歌颂声所淹没。
由于实在找不到任何此次爆炸系“阶级敌人”破坏造成的证据，后来有马教授（他是炼钢专家）参加的事故调查小组得出的结论是：由于事故发生的前几天连 续阴雨，仓促建成的钢厂四周没有完善的排水系统，导致化铁炉下面的土坑积水。爆炸那天早上，化铁炉因操作不当，造成化铁炉鼓风偏流，使炉内铁水温度下降， 如铁水在化铁炉内凝结将造成整个化铁炉报废。现场技术负责人在未采取任何防爆措施的情况之下，贸然决定“打炉底”才造成了这次重大的事故。现场技术负责人 考虑的是：如果一旦铁水凝固在化铁炉内，将造成化铁炉的报废，迅速打掉炉底，也就是打掉顶住化铁炉炉底的粗钢管使炉底打开，让炉内炽热的焦炭和铁水一下子 泻到炉底下面的土坑里，就可以保住化铁炉，才不致影响钢厂的生产，继续为实现1070万吨钢/年作出贡献。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那些工农出身缺乏基本常 识的党员“技术骨干”居然在炉底下面土坑里的积水都没有排掉的情况下，又没有向马教授请教，就自行决定“打炉底”，于是数以吨计的一千四、五百度的高温铁 水和温度更高的炽热焦炭一瞬间下泻到土坑的积水里，积水一瞬间化成体积扩大一千二百四十多倍的炽热水蒸汽形成爆炸。一瞬间炽热的水蒸汽浪掀开了三分之二的 厂房，炽热的水蒸汽和飞溅的高温铁水冲向现场的工人、学生，造成严重的烫伤、灼伤；掀开的屋面在空中形成大量残砖破瓦落下来砸在工人、学生们的头上、身上 又造成许多伤害。
由此看出，如果当时在“打炉底”之前把土坑内的积水先排干，再垫上炉渣、或翻砂用的型砂（这两样东西钢厂内随处都可找到），这样做并不需要多少时 间，完全可以在化铁炉内铁水凝结之前完成，此时再“打炉底”，这场造成重大伤亡和巨大财产损失的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就是毛和中共宣扬的外行可以领导 内行、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可以领导一切，在全国造成的种种巨大灾难中的一个小小的“光辉”范例。
农村大炼钢铁的疯狂场面我无缘亲眼目睹，但城市里的大炼钢铁我有幸目睹过。大机关有车、有权、有钱可以到矿区拉铁矿石，到废品站拉废钢铁，到林区拉 木炭甚至能到产煤区拉到焦炭。即使这样，对炼钢一窍不通的干部们，丢开自己的本职工作不顾，一天从早到晚轮番在小高炉旁“奋战”，时常还要通宵达旦（因小 高炉不能停，一停温度下降，要重新开炉费时费工费原料），但炼出来的往往都是比他们投下去的废钢废铁质量还要差的完全没有什么用途的废品。炼出来的这些废 品的产量经扩大许多倍之后，便被统计部门作为合格的钢产量住上报。街道干部和城镇居民炼钢铁更为困难，他们权轻（仅对炼钢铁而言）、钱少，更没有运输车 辆，顶多有几架靠人拉的板车（北方叫“架子车”），他们的小高炉找不到炼钢铁的原料，只好到收废品的小贩那里收集废钢铁制品作原料，这远不能满足炼钢的需 要。居委会的干部们就只好到居民的家里，带强制性的要居民们“自愿捐献”出家里除留一口煮饭用的铁锅、一把锅铲和一把菜刀之外所有“多余”的铁器。居民们 被迫忍气吞声翻出家里所有的钢铁制品、用具，甚至连大门上的门扣环、箱子上的铁锁扣都被撬出来拿给他们去炼钢铁。居民们家里当时十分宝贵的“钢精”锅、 “钢精”水壶（那时把铝制品称之为“钢精”）和其他“钢精”制品也要被迫“自愿捐献”出来，因居委会的小高炉没有鼓风机，就靠那种补锅用的手拉风箱来鼓 风，小高炉的温度起不来，废钢铁熔化不了。不知经哪位高人指点，说在小高炉内加入铝或铝制品，铝在高温下燃烧可以产生三千多度的高温，可以提高炉内温度使 炉内钢铁熔化。但那个时候居民们都十分贫困，居民们家里的“钢精”制品很少，所以居委会的小高炉常因温度不够，投进去的是从居民家里被迫“自愿”捐献的各 种钢铁制成品、“钢精”制成品，结果产出来的却是一堆既不象钢，也不象铁倒有点象炉渣一样的黑疙瘩。一堆这样的废物过磅后，又被扩大好多倍，便被当作合格 的钢产量统计上报。象这种把成品当作原料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把这些成品炼成一堆废渣的愚不可及的、古今中外从未发生过的倒行逆施的蠢事，只有在以毛为首的 中共的“英明”领导之下才有可能在中国变成现实。
就是这些从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的土高炉里炼出的、几乎没有任何用途的黑疙瘩被扩大许多倍之后统计出来的所谓“钢产量”，再加上正规钢厂被虚报的钢产 量。在一九五八年底毛和中共居然向全世界、全国宣称己提前多少天完成钢产量在一年的时间内翻一翻的“宏伟”目标，即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年的预定目 标。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问，当时难道人们不知道这样做很荒唐吗？为什么还要“自愿捐献”家里的钢铁制品和“钢精”制品？其实当时许多人都知道这样做很荒 唐，也不愿意把家里有用的钢铁制成品、“钢精”用品捐献去干这种蠢事。但是如果他们敢于指出“大炼钢铁”的荒唐、得不偿失；或试图抵制这一切；或试图拒绝 “自愿捐献”自己家里那些有用的钢铁、“钢精”制成品，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马上就会被当局指责为反对“大炼钢铁”、反对“大跃进”、反 对“三面红旗”、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接着他们将遭到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的批斗，最后将被戴上“五类份子”的帽子，轻的遣送农村劳动、送农场劳教；重 的判处徒刑，如不认“罪”甚至会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处决，还要祸及他们的家人和亲友。就算有敢于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好汉，他自己可以不怕坐牢、不怕杀 头。但他不能不顾及他周围数以十计的无辜的家属、亲友、同事、同学。他们都将因他而招来永无穷尽的不同程度的深重灾难。这就是当时的人们不敢、也不能出面 抵制、指责“大跃进”中发生的种种违反常理的荒唐事的最主要原因。
原文： “大炼钢铁”时的荒唐事 ——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6)

【转载-“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系列】毛为当世界领袖而发起疯狂的“大跃进”

毛 和中共为了加强对全国民众的控制，就是通过集体化、对粮油的统购统销，把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农民赖以生存的的生活资料粮油、副食品牢牢地控制在 自己的手中；通过对城市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及粮油国家专营、定量供应、生活必需品的计划供应，把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料也牢 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不仅如此，为便于管理，毛和中共还建立了严格的户藉控制制度，人为地把民众分成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制造城乡多种待遇的差异，严格 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任何人的外出或迁徙都必须经当局的批准并开具证明才能进行。
这样毛和中共不仅把个人和家庭生存所必须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牢控在自己手中，就连人的生存空间也被他们牢牢控制在手掌之中。毛和中共完全剥夺了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基础——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又是个人的权利、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和人的尊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基础。
在这种体制之下全国各阶层民众都被毛和中共变成了一个个没有思想、没有个人权利、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没有情感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驯服工具。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变成了掌握了他们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生存空间的毛和中共的附庸。
在这种体制之下，毛和中共为便于控制、利用和挑动彼此争斗，把全国民众人为地仿照奴隶、封建社会分成许多等级：党政军官员、党员、团员、国家干部、 军人、工人、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小商贩、资本家、知识份子、起义投诚的国民政府的党政军人员、国民政府遗留在大陆的党政军团人员、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农 村分成党员、社队干部、贫雇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破产地主、富农、地主、恶霸地主，不论城市还是农村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都排在社会的最底层，排 在倒数第二位的是五类份子的家属和子弟。
对每一阶层，毛和中共都给予他们相应的彼此不同的政治经济待遇。毛和中共巧妙而卑鄙地利用人的趋利和自私的本性，通过一场又一场接连不断的各种运 动，挑动各阶层之间和同一阶层民众之间彼此争斗、彼此检举揭发、彼此争当毛和中共的驯服工具和奴仆，都试图得到毛和中共的赏赐爬到上一个阶层。
毛和中共通常通过“摘帽”（即摘掉头上所戴XX份子的帽子）、“农转非”（即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招工、提干、保送入学、入团、入党、提 拔…等方式对那些在毛和中共挑起的各种运动和斗争中表现得最积极、最卑鄙、最无耻、最冷酷无情的积极份子进行奖赏。毛和中共就是用这种残酷、阴险的手段来 震慑和控制全国各阶层民众的（毛震慑、控制中共内部高级党政军官员的手段也是如此）。
毛和中共的政权刚一成立，毛就公然违背自己在延安对全国民众、民主党派和外国记者、政要许下的：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美国式的民主政权，实行罗斯福总统 的四大自由，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诺言。决心模仿列宁、斯大林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苏俄式的共产极权政权，以实现自己的帝王梦。为 了寻找靠山和巩固用暴力、恐怖和欺骗而夺取的政权，毛就提出“（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毛迫不及待地于当年十二月访问苏联，并与苏联签订了卖国求荣 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该条约附带的宻约中，毛和中共为了从苏联得到武器供应和发展军工企业的支持以及获得3亿美元的贷款，不惜出卖国家的领土、主 权和国家利益。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在中国大陆实现了他的帝王梦之后，并不满足，在一九五三年五月三日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毛在一九五〇年访苏期间，曾有 失国体地、无耻地称斯大林为父亲；并高呼斯大林万岁！）遽然去世之后。毛在中共宣传机器、一帮无耻文人和毛的手下无耻而令人肉麻的吹捧之下“名令智昏”， 产生了不仅要当中国的皇帝而且要当世界共产主义体系的伟大领袖和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大救星的强烈愿望（在毛的头脑中所谓领袖、主席、总统、总书记…等，都不 过是“皇帝”的代称而已）。为此毛还要把共产革命推向全世界，以实现其充当全世界的伟大领袖的疯狂梦想。因皇帝的名声太臭，毛自己和他的手下及毛的御用文 人们把毛一心想当的统治全世界的皇帝称之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
从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开始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毛命归黄泉的廿三年内毛在中国所犯下的种种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严重罪行大都缘于他要不计一切代价地去实现其充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的强烈愿望。
经过从一九四九年“解放”后起，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为止的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的不断打压之后，毛和中共不仅残杀了五百多万被他们认为的阶级 敌人（地主、富农、乡绅、“土匪”）、反革命、敌伪人员，被关押判刑的比这个数更多（其中有不少知识份子）。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又有四百多万知识份子 被打成“右派份子”和“准右派分子”（即未正式戴“右派分子”帽子的内控右派，他们在政治上被当局与“右派分子”同等对待，仅在名义上、经济上略有差 别）。至此全国民众包括知识份子在内或是因被毛和中共当局的欺骗宣传和强制灌输而被洗脑；或是被当局的暴力所震慑，已经基本上没有人敢公开对毛和中共的胡 作非为说三道四了。
此时毛在他手下人和宣传机构、新闻媒体、无耻文人令人肉麻的无耻吹捧之下，被捧上了神坛。毛成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往不胜、永远正确的英明领 袖、伟大统帅和全国人民的大救星。可悲的是：尽管品格低下、行为卑劣、生性冷酷，但一向精明过人的毛，自己在众人的吹捧之下也丧夫了自知之明，自己也这么 认为；不仅如此，此时毛已认为自己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大救星，而且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全世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 的大救星（在毛心目中就是要当统治全世界的皇帝）。为了实现这一比他已经实现了的当中国的皇帝的梦想更加“伟大”的当全世界的皇帝的梦想。毛首先要实现的 目标，就是和前苏联的赫鲁暁夫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争当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由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整体的经济、军事、科技方面的实力远远超过中 国。历史造成的前苏联和它的领袖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和声望都要远超过中共和毛。为此，在众人无耻的吹捧之下，已经自认为自己英明、伟大、一贯正 确、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往不胜的毛，决心创造出人间奇迹以震惊世界。这位发展、管理经济的知识几乎等于零（毛对经济的认识仅止于：一个钢铁、一个粮 食，有了这两样就什么都好办了）、科学知识几乎等于零（他在校读书时自然科学科目考试几乎从未及过格，打零分交白卷也是常事，毛不以此为耻，反而以此向人 炫耀，和以此嘲笑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他的科技水平仅止于“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自去尝一口”）的“新中国”的土皇帝，想要在极短的时间内， 在经济上、军事上（唯独没有要在民众的福祉上）超过前苏联、英国和美国（其他国家更不在话下）。并希望创造一种适合他实现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梦想 的社会结构模式和社会管理模式。于是毛和中共在一九五八年公布了脱离实际可能的“多、快、好、省地建没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 红旗”。
在毛的指使下，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全会上提出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七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过美国。在当年六月廿一日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在中 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提出：“我们三年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在此后工农业生产产量“捷报”频传、各种“高产卫星”频放，全国一片竞相 浮夸、吹牛的氛围之下，毛那早已发昏的头脑进一步发狂。毛和中共在当年八月十七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在一九六二年赶上美国，向共产主义过渡。
原文： 毛为当世界领袖而发起疯狂的“大跃进” ——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5)

【转载-“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系列】毛和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解 放”后毛和中共为了巩固其极权统治，加强对全国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的思想控制，掀起了一场针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份子进行丑化、诋毁、批 判，使知识份子尊严丧尽，就连那位民国时代著名的左翼文人、政治上拥护共产党、仅主张创作自由的胡风也不放过。胡风为了毛和中共的长治久安、为了繁荣“新 时代”的文艺创作计，向毛进上“万言书”，不料招致毛的不满，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批判“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借以对文艺界知识份子进行打击、批判。文艺界 知识份子被波及者达两千壹佰余人，九十二人被捕被判刑、七十八人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份子”、二十三人定为骨干。胡风入狱十年后才被正式判刑十四年，文 革时又被判为无期徒刑。
通过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毛和中共成功地震慑了全国的知识份子。全国知识份子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不敢对毛和中共的所作所为再发异议。
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事件”爆发后，毛对已经被他和中共打压、批判、贬低、丑化到如此地步的中国知识份子仍不放心。毛和中共于一九五七年施展“阳 谋”以帮助中共整风为名，鼓励、诱骗知识份子“大鸣大放”向中共提意见和建议。接着毛和中共一反脸发动“反右运动”将敢于说真话、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 不畏强权敢于向毛和中共提意见的知识份子一一打成向毛和中共发动猖狂进攻的“右派份子”。至此全国被打入另册的贱民由“四类份子”（地富反坏）晋升为“五 类份子”（地富反坏右）。在毛和以邓小平为组长的全国“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领导之下，将四百余万大学生、知识界和社会其他各界精英打成右派份子。将他们 或判刑投入监狱；或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就连毛和中共常用的“走过场”式的司法程序都不经过）就处以非法的“劳动教养”（简称“劳教”）；或放逐农村、矿 山、工厂从事非人的、长时间的、永无休止的笨重劳动。以损害他们的健康、摧残他们的意志、剥夺他们思考问题的时间和精力、破坏他们的家庭、断绝他们与外界 的联系以此减少他们的影响力。
被判刑的右派还被开除公职取消工资，被处“劳教”的右派也被开除公职取消工资，每月仅发二、三十元生活补助费。这使得右派份子和他们的家庭不仅在政治上沦 为人们不敢或不屑与之交往的贱民，而且在经济上也陷入极度的贫困之中。只有少数右派或因有名气、有影响力；或因“罪行”较轻仍保留公职，但也降职、降薪作 为所谓“反面教员”留在原单位从事一些诸如打扫卫生、搬运物品、炊事之类的杂务。这些人在单位上，每当有政治运动来临，便会被拉到大会、小会上批斗一番， 受尽屈辱，他们苦涩地戏称自己为“职业运动员”。
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反帝爱国运动”、“镇反运动”、“肃反运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和“反右”运动这几大运动（还应包括延安 时期的“整风运动”、“抢救运动”）像一柄柄千钧重锤无情而彻底地砸碎了一向崇尚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中国知识份子们在中国历史上 挺立了四千年的脊梁骨。
在这一柄柄不堪承受的千钧重锤的沉重打击之下，只有极少数中国知识份子仍然坚挺着他们那宁折不弯的脊梁，向世人展示着中国知识份子威武不屈的英姿，其中 有：张东荪（被关进秦城监狱折磨至死）、储安平（失踪，最近有资料证明储系被当局秘密杀害而非失踪）、方励之（“六四”后被迫流亡美国后死于美国）、林昭 （被关押，后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处决、陈寅恪（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
然而绝大多数被毛和中共击碎了脊梁骨的中国知识份子，都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陷入经销生物谨小慎微、苟且偷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悲惨境地。他们为改变自己争 当毛和中共的奴才而不得的悲惨处境，而彼此互相争斗、互相检举揭发，甚至不惜往自己头上泼脏水，以对毛和中共表示忠心、臣服。争当毛和中共的吹鼓手和御用 工具，为毛和中共粉饰太平、掩盖开脱罪恶，诸如：郭沫若、费孝通、周谷城、吴晗、黄炎培、钱伟长、胡乔木、陈伯达、沈钧儒、史良、翦伯赞、赵朴初、雷洁 琼…之流即是其典型的代表。
此外还有一些拥有一技之长，被毛和中共豢养为发展军工企业的工具的科技界知识份子如：李四光、钱学森、王淦昌、朱光亚、周光召、钱三强、华罗庚…之流。这 些人不顾民众的困苦和死活，甘心情愿为毛和中共付出一生的精力，把自己本可用来造福国家和民众的知识和才华用来为毛和中共制造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潜 艇…等，白白地为毛和中共耗费了毕生的精力和才华，至死也不能觉悟，其中有许多，不但不以此为耻，反而以此为荣。而毛把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核 潜艇…这些东西当作他实现其想充当世界共产革命领袖的必不可少的资本。
原文： 毛和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4)

【转载-“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系列】 毛和中共杀人制造恐怖以威慑民众

再来看一看毛为首的中共建立的这个政权给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毛和中共建政后，为了震慑民众以巩固毛和中共的统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毛和中共派出工作组依靠农村的地痞、懒汉、 二流子（毛把这些人视为最值得依靠、最坚定的、最革命的农村无产阶级）发动农民瓜分地主富农、乡绅、国民政府党政军工作人员的财产、土地，甚至他们的妻 女。挑动农民对他们的仇恨，对他们进行公开斗争、辱骂、施以酷刑直至处决。在这场运动中未经任何公正的法律审判被处决的地、富、反、坏份子就多达二百数十 万人（仅由乡、村、土改工作组或一个斗争大会便可决定这些人的生死），二千数百万人被划为以后牛马不如的下等贱民四类份子（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 子）。
为了制造恐怖以威慑民众，又在“土改”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长达数年之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主要针对城镇居民和机关干部中国民政府的党政 军工作人员，也包括农村中“土改”时未被划成四类份子的国民政府党政军工作人员），和“肃反运动”（主要针对城市居民、党政军机关干部、知识份子）。根据 毛和中共颁发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又以反革命份子的名义处决了二百多万反革命份子（他们的家属、子弟也被冠以四类份子家属、子弟的帽子沦为任人欺凌的贱 民）。
在这期间笔者在长沙“楚怡小学”念小学，每天早上在去学校的路上（息香街），常会遇到从一所前国民政府官员的官邸里，被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押出来 的一队队的犯人，他们的一只手被一条长绳彼此拴成一串，以防他们中途逃跑，另一只手拿着的洗脸盆里面放着洗漱用品，每次有数十人至一百多人不等。听大人们 说，那所官邸成了临时拘留所，专门用于关押头天晚上从附近各处抓来的反革命份子，次日再送往监狱，经简单的讯问后即被处决或判以重刑。
一天，我们小学的教导主任李某被从李某老家所在的乡下来的几个手执梭镖的农民协会的会员抓走，不几天就传来消息，李某被以恶霸地主的名义被枪毙。
一九五二年我进长郡中学念初中后，一天半夜在家里，在睡梦中忽然被一阵紧急而巨大的敲门声惊醒，房东陈老太起来开门后，立即冲进几个持枪的便衣，直 奔二楼后面的房间，将租住在那里的一位姓胥的先生抓走。起先胥的太太还不太在意，因为她的先生只不过在国民政府做过一般的办事员，即使按照共产党的标准来 衡量也没有任何劣迹，胥太太乐观地估计她先生被抓进去把事情讲清楚，用不了几天就会放出来，结果几天后派出所通知胥太太：胥先生因三青团骨干的罪名被处 决。胥太太听后如五雷轰顶，痛不欲生，此时胥太太刚生下的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还才满月，因生儿子把原来的会计工作也辞掉了，胥太太带着刚满月的儿子无以为 生，不久便搬走了，估计是投靠亲友去了。
到我念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一天上午上英文课时，等了许久还不见一向守时的英文老师郭维城来上课，后来另一位教英文的李又起老师来代课。课后才知道郭 老师前一天夜晚被抓去了，郭老师从此便杳无音信，不知所终。郭老师是四川人，在念大学期间响应国民政府号召投笔从戎，参加中美联合航空队“飞虎队”，在芷 江基地服役担任翻译。抗战胜利后即复员退役，在长沙找了一份英语教师的工作，来到长郡中学担任英语教师。
不几天另一班上的五十多岁教语文的江老师也在夜晚被当局抓走，大约半个月后传来消息，江老师被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枪决（江老师曾在国民政府期间在 湖南某县当过县长，在其任上曾救过几位中共地下党员的性命，也没有什么劣迹，自以为对中共有功，在“肃反”运动中不会有事，不料也被中共当局处决）。
农村的“土改”、“清匪反霸”（即肃清国民党在农村的残余势力和宗族士绅的势力）和城市里的“镇反”、“肃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以及接着开展 的针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处决了五百多万人、数百万人被关进监狱、两千多万人被戴上“地富反坏”份子的帽子，这些人包括他们的亲属、子女 在内都沦为任人欺压、奴役的下等“贱民”。
由于毛和中共在这些运动中提倡、胁迫同事之间、邻里之间、亲友之间甚至父母子女之间和夫妻之间互相检举揭发、交待问题、互相监督、彼此划清界限。导 致全国百姓、干部笼罩在一片恐怖氛围之中，人人自危、互相提防、彼此猜疑，搞得全国百姓、干部除毛一人以外，从上到下都惶惶不可终日。通过这些运动毛和中 共达到了震慑民众巩固他们的统治的目的。
在全国刚“解放”不久的一九五零年六月，毛为了秉承斯大林的旨意把美国的兵力和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到亚洲来，以减轻美欧等国对苏联的压力，居然不顾中 国自辛亥革命以来连年战乱造成的国弱民穷、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支持怂恿北朝鲜的金日成发动了侵略南朝鲜的朝鲜战争。结果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 国军参战，金日成的军队迅速溃败。此时，毛不顾中共其他主要领导人几乎一致的反对，坚持派军队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兵朝鲜战场，以挽救即将灭亡的 金氏共产极权政权。面对联合国军的海空军优势和现代化武器装备，毛以其一贯蔑视个人生命的冷漠本性，仍然使用惨无人道的人海战术，导致志愿军战死约一百万 人（根据揭秘的原苏联时代的档案资料的统计），而美军仅战死三万多人，朝鲜战争还使北朝鲜的领土比战前减少了一千五百平方英里，中国和北朝鲜还被联合国谴 责为侵略者。这样的结果居然被毛和中共吹嘘成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头号帝国主义——美国。
明明是毛和中共支持金日成侵略南朝鲜发动的侵略战争，毛和中共以其颠倒黑白的惯技，把这场战争说成是美国试图通过侵略北朝鲜继而要侵略中国的战争； 把出兵朝鲜说成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以欺骗国内百姓。又利用土改农民从地主富农那里分得了土地和财产，毛和中共提出“参军参战，保卫胜利果实”的口号诱迫 农民参加志愿军到朝鲜为毛和中共充当人海战术的炮灰。毛还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把大量“解放战争”期间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原国民政府的官兵送到朝鲜，充当 其人海战术的炮灰，借联合国军的力量为其消灭异己。
毛不顾中共大多数领导人的反对、不顾国内连年战乱给全国百姓带来的艰难处境，贸然决定入朝参战，其目的是为了秉承斯大林的旨意为扩大世界共产主义阵 营充当打手和急先锋，以换取苏联的军事援助，从苏联购买大量飞机、坦克、大炮和军舰，并要挟苏联为毛和中共建立现代军事工业生产体系，为毛日后梦想充当世 界共产革命的领袖打下基础。至于为此付出百万中华儿女的宝贵生命，和更多中华儿女的伤残这样惨重的代价，对于生性冷漠、蔑视民众生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 毛来说是完全不当一回事的。至于把本来急需用于发展国民经济、改善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的生活的数以百亿计的宝贵资源白白地消耗在“抗美援朝”的战火之 中，毛就更不当一回事了。
原文： 毛和中共杀人制造恐怖以威慑民众 ——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3)

【转载-“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系列】毛和中共夺取政权建政所使用的手段与途径

再看毛和中共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和途径来实现他打天下、坐江山的帝王梦的。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带着他的残兵败将投靠在井冈山占山为王的袁文才、王佐的土匪部队。站稳脚跟后，马上找借口把袁、王二人杀害。
当朱德、彭德怀先后带领南昌“起义”和平江“起义”的残部到井冈山与毛汇合之后，因朱、彭所率部队都是能打仗的正规军，人数也比毛所率以农民赤卫队为主的乌合之众要多。毛通过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和领导的方式对朱、彭进行打压、排挤，最终把军队的领导权掌控在自己手里。
由于毛当时还不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但在井冈山和后来的中央苏区毛是总前委的最高领导人。毛的专权、喜欢玩弄权术和心狠手辣招致许多人对他的不满。于 是毛便以“肃反”和“肃AB团”的名义，首先对敢于直接批评毛和对毛不满的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干部甚至普通党员和士兵进行大屠杀。这股以“肃反”和“肃AB 团”的名义进行的大屠杀风，很快便刮到了全国其他苏区，据统计在这场大屠杀中，全国各苏区总共杀了约十万人。难怪中共元老之一的薄一波在谈到此类事时说： “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比死在国民党手中的共产党员多得多”。此事毛应付主要责任，当时中共中央曾派出一个三人小组专门调查此事，三人小组中的顾作霖 当面斥责毛：“毛泽东从来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武断地把反对你的同志当作反革命杀了！你是什么立场”。毛对同志的屠杀、专权、玩弄权术和不择手段，虽招致中 共中央和苏区党政军绝大部份干部和群众的不满。但毛的冷酷、凶残、狡诈和不择手段却赢得了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赏识。斯对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和中共驻 共产国际的代表说：毛这个人能成事。毛有了这个后台，尽管毛在上世纪卅年代前后所作所为，召致从中共中央到苏区党政军干部和群众的普遍不满。但依靠共产国 际领导，并提供金钱和武器的中共中央谁也奈何不了毛。相反毛通过恐怖手断，依靠共产国际背后的支持，不断巩固和提高了自己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不过由于毛 的冷酷、凶残、狡诈和不择手段在党内、军内引起了对毛的恐惧和不满，所以尽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从一九二七年上井冈山起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中共遵义会议前， 毛一直未能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共遵义会议上，一方面由于党内、军内对以王明、博古和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导致红军由江西一路败退到贵州的不满；同时红军 又面临生死存亡的险境。此时毛在井冈山、江西苏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以及毛的冷酷、凶残、狡诈和不择手段虽然令人反感，但在这关系中共生死存亡的危 急关头，这些却成了有可能使红军脱离绝境起死回生的“宝贵”资源。所以毛在遵义会议上被选进中共政治局常委，并进入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三人小组（另一人为王 稼祥）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张闻天接替博古被选为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在以后的“长征”和到达陕北之后，毛玩弄权术发动“整风运动”、“抢救运动”拉 拢王稼祥、康生、刘少奇、林彪…等打击、中伤王明、博古、张国焘、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和一大批怀着美好共产主义理想投奔延安的有独立见 解、敢于对毛和中共持批判态度的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不惜采取无情批判斗争、关押、毒害直至酷刑、残杀等方式。在毛通过这种“整风运动”、“抢救运动”造 成的在党内、军内从上到下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围中，毛反客为主，使自己攫取了中共政治军事上的实际最高领导权。直到一九四五年中共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上， 毛在刘少奇、康生、王稼祥、陈云、林彪…等的吹捧、拥戴之下，经那些在“整风运动”、“抢救运动”中被吓破了胆的中共“七大”代表的“一致”通过，才“正 式”成为中共名义上和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至此毛为实现他的帝王梦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毛为了实现其要当封建帝王的梦想，毛和中共不顾当时中国面临列强特别是日本、苏俄侵略、欺压和国内军阀的割据、土匪横行、民不聊生这种危急局面。在 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俄）的怂恿和金钱支持之下从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开始在全国多处地方鼓动民众（主要是农村无业游民）发起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 政权，形成武装割据。毛和中共当时除了发动依靠士兵之外，主要是发动依靠农村、城镇里那些地痞、流氓、懒汉和光棍（农村里把那些靠敲诈勒索为生的无赖称作 光棍）毛把这些社会渣滓视为其“共产革命”的主要依靠对象。
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想起与岳父的一次谈话，有次岳父来我家小住，因岳父的老家以前也搞过苏维埃、赤卫队。我开玩笑地对岳父说：“您那时为何没有参加 苏维埃和赤卫队？如果参加了，又没有死，到现在至少也是个师长、军长或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不料岳父听后立即正色对我说：“你把我当作什么人？我们老实 本份的作田人（岳父的乡下把种田叫作田），哪里会去参加什么苏维埃、赤卫队，只有乡里的那些懒汉、二流子才会去搞这种事”。由此可见毛和中共当时依靠的是 些什么人，毛把这些人称作“农村无产阶级”是毛和中共建政过程中和建政后依靠的主要对象。
毛和中共为了利诱、胁迫农民参加苏维埃、赤卫队和红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就把从商人、地主、富农、国民政府的党政军官员家属那里劫夺来的财富除自己留 下的之外，都强制分给农民和城市贫民，哪个不要，便是同情反革命，立即会招来横祸。同时又胁迫农民和城市贫民都要亲自动手参与对商人、地主、富农和国民党 官员家属的斗争、迫害、殴打和残杀。这些被胁迫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因害怕国民党军队打过来时遭到报复，只好离开父母或抛妻别子参加中共、参加红军去为毛和 中共打江山。毛和中共就是用这种制造仇恨和惨无人道的胁迫手段来扩大红军和发展自己的势力的。
这种方式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破是极其严重的。笔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为生计到湖南浏阳与江西铜鼓（这都是当年毛和中共闹革命的地方）交界处修公路，因 想把户口迁到浏阳官渡深山里一个叫陈坑的、只有七个人的生产队去（此事后因当局严禁农民迁徙而告吹），在深山里走了好几十里被一人多高的冬茅草掩没的山 路。在那种荒无人迹的地方，居然每隔五里或十里便可见到一个盖着青瓦的茶亭。这是从前有钱人家做善事，出钱在路边修建的，免费供路人歇凉、喝茶解渴的处 所，足见从前这条路并不如现在这样荒凉。我回到工地后，问一位在浏阳一带打工流浪多年的宁乡民工（他曾在那一带的深山里以烧炭谋生）张某，为何山里人烟那 么稀少？那么荒凉的路上为何每隔五到十华里还有一座茶亭？张某告诉我：“这算什么，我在山里还见过不少一个人都没有的废弃的村庄哩！”张某对其中原因也不 甚了了。后来我向我的房东六十多岁的陈某打听后才知道，原来毛和中共在当地闹革命时，每占领一个地方就胁迫当地农民杀了一批地主、富农和国民党官员的家 属、瓜分了他们的财产。到国民党打过来时，又把那些手上有血债的农民和红军的家属杀了一些，如此反复多次之后，剩下少数没有被杀的农民也被吓得逃到外地谋 生去了。这样就剩下了这些空无一人的被废弃的村庄。从毛和中共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在湘贑两省交界处进行共产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割据时，对当 地农村社会所造成的惨重破坏，到我上世纪一九七三年秋季到那里所看到、听到的情况表明：虽然历经四十年左右漫长的时间，毛和中共所采用的共产革命的手段对 当地社会所造成的惨重破坏都还没有被恢复过来。
毛和中共及红军打着北上抗日的幌子到达陕北刘志丹、高岗、谢子长…等创建的根据地后，毛重施上井冈山时对付袁文才、王佐的故技，喧宾夺主，夺取了陕 北根据地的领导权。由于刘志丹在陕北极孚众望成为毛心头大患。毛以扩大陕甘宁根据地进行东征的名义，命刘率部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与山西军阀阎锡山所部作 战。不久刘就不明不白地“战死”在山西。对于刘的死现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是毛借刀杀人（借阎锡山之力将刘杀害）；有的说是遭毛派人暗算（因致刘于死地的子 弹是从背后打进去的）。
毛和中共打着抗日的招牌到达陕北后，不但未履行其向全国发表的“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诺言，毛反而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对毛和中共夺取江山有利、可以利 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牵制国民政府围剿陕北红军的兵力。与此同时毛和中共不顾东北沦亡、华北危急的险恶时局，利用反动军阀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 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阴暗心里，蛊惑、怂恿张、杨二人打着逼蒋抗日的招牌，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动了给中华民族带来了至今仍未穷尽的深重灾难的“西安 事变”。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被迫答应停止剿共，国、共联合抗日。这一事变使濒临灭亡的中共得以苟延残喘，并利用抗日战争的机会，假抗日真发 展，最终夺取中国大陆的政权。
毛和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不打日、伪，专门发展壮大自己，使毛和中共的军队从一九三五年到达陕北时的不足万人，发展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的一百廿余万正规军另有一百数十万民兵、游击队。为中共以后打江山和毛实现其帝王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抗日战争期间，也就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和中共为他们打天下、坐江山夺取全国政权的一己一党的私利，居然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 顾。不仅消极抗日与日伪政权勾结，彼此暗通款曲，向日伪出卖国民政府军事情报。甚至多次从背后袭击国民政府的抗日武装，大肆收编土匪部队和敌后抗日武装力 量以扩大自己的实力。
毛在抗战期间在延安多次告诫他的同志们：“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 发展”、“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 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 权。”、“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军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在毛的这种卑鄙思想的指导之下，中共所属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游而不击，一味扩大地盘、扩大武装实力。在整个八年抗战中，毛和中共领导的军队从来没 有和日军打过一场象样的战斗。就连被中共大肆吹嘘的所谓一举歼灭日军一千余人的“平型关大捷”，也不过是林彪所率八路军115师利用阎锡山指挥的国军与日 寇在平型关一带激战的机会在赵家峪伏击了日军一支四百余人的辎重部队。据日本战史记载，在赵家峪的战斗中日军仅战死167人、伤94人。
另一被中共大肆吹嘘打死打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的“百团大战”。据日本战史记载，在这一战役中日军战死302人、战伤1719人、伪 军伤亡1202人。就是这样一场时间虽长但规模却不大的战役，还多次受到毛的批评，认为暴露了实力、招致了中共武装的损失。此后毛和中共就连这样规模的战 斗都再也没有和日军打过。
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就更差。据一九九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一个系列纪录片（主要是纪录采访原新四军当时还健在的老干部的 实况）报导，当时采访了一位原新四军的老干部，这位老干部非常“自豪”地对记者说，他所在的部队有一次与日伪军打了一个“大仗”。共打死日军廿四名、伪军 一百廿余名，他对记者说这是新四军在江南与日伪军打的最大的一场战斗。这三场战斗就是自吹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毛和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伪军 打的最大的战斗。
毛为了实现自己打天下坐江山的帝王梦，为了保存和扩大毛和中共的实力，借助日军削弱国军的实力，以便战后从国民政府手中夺取政权，毛竟指示新四军政 委饶漱石与汪伪政权和日寇暗中勾结。饶指派潘汉年、杨帆去南京、上海与汪伪和日寇特务机关联系。双方商定彼此互不攻击对方、双方交换有关国军的军事情报。 毛和中共为了夺取政权不惜充当卖国贼和汉奸（因饶、潘、杨三人知晓毛和中共的汉奸行径，毛为防止其汉奸行为暴露，解放后不久便以高饶反党集团为借口，把他 们三个关进秦城监狱，饶、潘被折磨致死，杨虽熬到改革开放后才被释放出狱，但也已精神失常）。
由于毛和中共不抗日，反而多次背后袭击抗日的国民政府军队，被国民政府断绝了经济来源。毛和中共为了维持他们自己和军队的开支，除了在“边区”加强 对民众（主要是农民）的横征暴敛，导致边区民众怨声载道[注1]之外，竟然在国难当头、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在边区大力种殖祸国殃民的鸦片（中共为 欺骗国内民众和外国友人美其名为“大生产运动”）大量运往国统区和沦陷区销售。祸害那里的民众，以此来换取维持边区政府、扩大武装和根据地所需之经费[注 2]。毛和中共为一己一党之私利不择手段居然到这种连土匪都不齿的地步。
抗战胜利前夕的一九四五年四月廿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和中共就制定了抗战胜利后夺取全国政权的计划。到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 投降时，毛和中共立即命令它那在“敌后根据地”游而不击、以扩充实力为己任、从未正式抵抗过日伪军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迅速出动在日伪占领区抢占地 盘，收编日伪军扩大实力和势力范围。
到抗战胜利初，毛和中共迫于国内民众和舆论反对内战和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和压力，不得不装出赞成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姿态，以骗取国内外人士的 支持与同情，毛不得已亲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参加国共和谈。毛临赴重庆之前交待他在全国各地的部下挑起内战制造磨擦。毛对他的部下说：“你们打得越好（指与 国民政府军队之间的战斗），我在重庆就越安全”。
毛和中共利用和谈作掩护为大规模内战作准备，命令在江南华东一带的中共军队日夜兼程迅速赶往东北，从占领东北的苏军手中接管城市、乡村，接受苏军缴 获的大量日军装备，收编日伪军和土匪部队。又通过“土改”胁迫、蒙骗大批农民参军。这样林彪率领出关的中共军队很快便从十几万人扩大到一百廿余万人（据新 近解宻的资料表明：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在东北收编了四十余万训练有素的伪军，另有十万日军编入了第四野战军的战斗序列，苏军还向第四野战军移交了可装备六十 万人的日军装备）。与此同时，毛和中共极其狡诈地利用国民政府的新闻、舆论自由（尽管是有限度的，但与中共建政后对新闻舆论的严格控制相比，可以说是非常 自由了）颠倒黑白、捏造事实、掩盖真象、制造假象反而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国民政府的头上，并对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进行抹黑。
大规模内战爆发后毛和中共打着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反独裁、反专制的幌子，成功地掩盖毛和中共的凶残、狡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独裁、专制、蔑视 个人生命的真实面目。巧妙利用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青年学生对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向往，和对国民政府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的不满，通过宣传鼓动挑起各界人 士对国民政府的不满骗得了民心。
在“解放战争”初期毛和中共为了弥补在武器装备上的不足不惜采取惨无人性的“人海战术”，以牺牲大量中共士兵的生命来赢得战争的胜利。更有甚者是毛 和中共为了取得胜利夺取政权，有时竟驱赶平民百姓为其军队打头阵挡子弹。在前台湾立法院长梁肃戎的回忆录第三章提到四平之战时，他写到：“民国三十七年三 月，共军三度进攻四平，计有五波攻势。这次共军发动人海战术，把老百姓组成队伍，一波一波往前赶，打得老百姓的尸体堆积如山。国军再也不忍心打下去，共军 则踏着老百姓的尸体攻进四平。”
国民党将领胡琏在提到毛和中共的人海战术时说：“当年我在沂蒙山区与共军作战，亲眼见他们驱使老百姓带两个手榴弹来冲锋，我守军用机枪扫射，眼见死 去的都是老百姓，自然不忍心打下去，此时共军的正规军就上来了”。“我知道人海战术，但我们能用吗？我们宁可认输。”就连一向偏袒中共、批评国民政府最猛 烈的大公报主编、知名报人王云五在《可耻的长春之战》一文中痛斥毛和中共军队：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 锋队成堆成群地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实已到伤天害理的程度。就连毛和中共军队自己也不否认这种驱使徒手百姓为前锋的人海战术。著名旅 美学者辛灏年曾提到他从中共济南军区一名退役军官那里听到的，孟良崮战役中，毛和中共的军队使用人海战术的情况：当时中共军队向孟良崮山坡发起第一次冲 锋，国军射出子弹后才倏然一惊，发现最前面的居然是一群老头老太太（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国军遂停止了射击。随后共军发起了第二次冲锋，这次打头阵 的竟然是一群孩子（地、富子女），国军只好又把枪放下去了，中共军队藉机上冲被国军打败。第三次冲在前面的是一片白被单，国军正要开枪时，白被单没有了， 全是赤身裸体的青年妇女（地主富农的女儿媳妇们）。国军把枪一扔，这仗可怎么打啊？就靠这种卑劣无耻、丧尽天良的战术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
毛和中共的军队在围困长春的一百五十余天时间内，为了造成长春市民与国军争粮的局面以迫使国军投降。毛竟批准林彪…等四野领导人提出的严禁粮食、燃 料进城、不准一个百姓出城，把濒临饿死的数十万长春市民堵在城内，以消耗守军的粮食的作战方针，以造成部份国军倒戈，共军趁机攻克长春。此役造成数以十万 计的长春市民饿死。据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一书中保守的估计，因共军的围困和阻截市民离城逃生而饿死的长春市民，至少也有卅万人，不低于 南京大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
在毛和中共领导人的心目中士兵、百姓的生命如同草芥。毛和中共把他们当作打天下坐江山实现共党夺取政权、毛实现其帝王梦的工具。因此毫无顾忌地采用丧尽天良的人海战术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为了弥补人海战术造成的土兵和下级军官的大量死伤，毛和中共在“解放”区大力开展惨无人道的土改运动。在农村挑动、制造农民与地主富农之间的仇恨。 强迫、诱骗农民瓜分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甚至妻女，对地主富农进行斗争、辱骂、施以酷刑直至残杀。中共利用农民们害怕国民政府打过来要找他们算账的恐惧心 理，以保卫胜利果实为口号，诱迫大量农民参军（其中包括许多地、富子弟，他们为改善毛和中共带给他们自己和家人的悲惨处境，也不得不参加中共的军队）充当 毛和中共人海战术的炮灰。
不仅如此，毛和中共早期的武装割据还造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混乱、停滞与落后、促使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败逃到陕北后，为了分散国民政 府剿共的兵力以挽救其濒临灭亡的命运。打着抗日救亡的冠冕堂皇的口号，挑动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军人的仇日情绪，促使中日间全面战争在国民政府 的军事政治经济准备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便仓促展开。造成三千多万中国军民的伤亡（这场战争给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造成的巨大损失更是无法估 量）。
毛和中共从一九二七年前后在全国开展非法的暴力武装夺权开始，到一九四九年成动夺取大陆政权的二十多年时间内，毛和中共内部自相残杀致死的、在农村 挑动农民与地富之间的仇恨相互残杀致死的（主要是地富份子、国民政府党政军人员及其家属）、十年内战国共双方战死的士兵及无辜死亡的百姓、三年“解放”战 争国共双方战死的士兵及无辜死亡的百姓至少也在一千万人以上[注3]。
以毛为首的中共就是通过上面这些手段实现了他们打天下坐江山的美梦，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也顺利实现了其想当封建帝王的梦想，成了中国国土上挂着人民共和招牌的新一代货真价实的封建帝王。
由此看来以毛为首的中共夺取政权建政的手段是极其阴险狡诈、卑鄙无耻、丧尽天良、残忍毒辣、不择手段，违背了人类公认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更谈不上合理合法、光明正大。毛和中共建政的手段和途径给中华民族、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无比惨重的损失。
[注1]陕甘宁边区向农民征收的公粮数量从一九三七年的13859担增加到一九四一年的200000担，四年之间增加了14.43倍。征粮过度，农 民不堪重负，毛和中共住往只能通过强制和暴力来达到目的，因此而逼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搞得边区民众怨声载道。一次雷雨中边区某县长被雷劈死，有农民就 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一九四四年二月卄四日的日记中写道：边区政府的农业税（主要是公粮）跟国民党政府区比并不轻，有 的人“交公粮后没得吃，所交公粮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如白玉宾全家四口，收粗粮五担，须出公粮四担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实际收的不够交公粮”。 毛和中共利用抗日的时机疯狂扩张党政机构和军队除搞得边区民众不堪重负民不聊生之外还造成物价飞涨。一九四四年与刚到陕北不久的一九三七年相比盐涨了二千 一百三十一倍，火柴涨了二万五千倍，食油涨了二千二百五十倍，棉花涨了六千七百五十倍。
[注2]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毛担心从苏联得到的财政援助可能会断绝。毛和中共不顾鸦片对国人精神上肉体上将造成的巨大伤害，居然在边区大力开 展鸦片种植。为掩人耳目把鸦片称之为“特货”、又在鸦片种植区的四周种上高大的玉米高粱加以遮蔽。据苏联人一九四三年估算中共共卖出了四万四千七百六十公 斤鸦片，价值二十四亿法币（当时中国的法定货币）。毛和中共靠祸国殃民的鸦片富了，边区的小朝庭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不包括边区的老百姓）到一九四四年因种 植的鸦片过剩才停止了鸦片种植。
[注3]：据解放军原来宣称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共消灭国民党军850万人，最近又修正为1000余万人，按照当局一贯的宣传方式这数字肯定有不少 水分，而且其中应还包括负伤、被俘、起义、打散的国军数字，这些人至少占被“消灭”总数的一半左右即500万左右是国军方面战死的。按照通常战胜方的死亡 概率：杀人一万自损三千，即30%考愿到一次国共内战时和二次国共内战的前两三年国军在武器装备上占有很大的优势（共方自称：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 的国民党军），再加上共军面对国军的武器优势采用的是惨无人道的“人海战术”。以致一个地方被共军攻占下来共军与国军的伤亡相当甚至大大起过国军的伤亡。 考虑到这些因素在打死国军500万人的同时共军自己战死的至少也应在300万人左右。再加上共党内斗互相残杀致死的，双方有意无意杀害的无辜民众至少也在 300万人左右。所以说国共双方一、二次内战总共造成1000万人以上死亡是较接近事实的。
原文： 毛和中共夺取政权建政所使用的手段与途径 ——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2)

【转载-“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系列】 毛和中共夺取政权建政的动机与目的

前言

对于毛泽东（以下简称毛）的评价近年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论调，那就是毛这个人虽然犯了许多错误，甚至是许多不可宽恕的罪行，但毛“建国”还是有功的。 其实“建国”这两个字用得实在有些荒谬，凡是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早在大约四千年之前的夏代中华民族就已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奴隶制国家，毛所建 立的不过是一个新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已。所以“毛泽东建国有功”准确地说应改为“毛泽东建政有功”，对这一点早已有许多有识之士论述过，这里就不 多说了。
我们看一个人、一个政党在建立一个新政权时有功、还是有过、甚至是有罪，就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观察分析。第一个方面是看建立这个政权的动机、目的是 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第二个方面是看其建政的过程与手段是否合理合法、是否光明正大、是否符合人类公认的伦理道德 和价值准则；第三个方面是看这个政权建立之后，是否推动了这个国家社会的发展、文明与进步。

毛和中共夺取政权建政的动机与目的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毛和他的中共帮伙们在中国从事共产革命建立新政权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列宁、斯大林在苏俄建立的苏维埃模式的共产极 权政权。这个政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剥夺一切私有生产资料和私有财产的公有制经济为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
马克思坐在伦敦大英帝国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心安理得地喝着恩格思从他自己的工厂里的工人们那里（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剥削来的工人们的血汗；以及他 的贵族出身的夫人燕妮小姐，从她的贵族家族那里继承来的工人农民们的“剩余价值”（按照马克思自己关于只有工人和农民的具体劳动才能创造社会财富和剩余价 值的理论，马克思本人从未从事过任何创造社会财富和剩余价值的工作或劳动，只有偶尔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几篇宣扬他那共产主义空想的文章为他带来了一点微 不足道的收入）；享用着被他称之为“腐朽、没落必将走向死亡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闻自由通过报章、杂志提供给他的无尽资料，带着极端的偏见，从这些资料中 选取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贵族地主欺压剥削农民的典型事例，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弊端加以普遍化、绝对化，从而创造出来的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 阶级专政和消灭生产资料和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
这个主义为全世界处于饥寒交迫状况下的劳苦大众，和身处腐败、落后社会又救国无门的知识份子和社会精英们描绘了一幅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 人人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的极具诱惑力的，美好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虚无飘渺的远景。这一极具诱惑力的美好社会远景，成功地、大 大地淡化了人们对实现这一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所采取的残暴手段，以及实现的过程将对人类社会和文明带来多么巨大的灾难的思考和恐惧。
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诞生（十九世纪中）到整个廿世纪的一百数十年中，凡试图按照这一理论改造社会的许多尝试，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从一八七一年 的巴黎公社、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建立的苏联、上世纪廿年代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到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 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北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古巴共和国、红色高棉（自称“民主柬埔寨”）等，无一不给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带来史无 前例的社会的倒退、文化的毁灭、道德的论丧、人性的泯灭、心灵的恐惧以及民众的大量死亡和其他无穷无尽的深重灾难。目前除中国大陆、北朝鲜和古巴仍在不顾 民众死活地苟延残喘之外，无一不以失败告终。这说明中国早期的那些共产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以及后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投身共产革命的知识 份子和热血青年，他们当中有许多是怀抱救国救民的理想，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宣传蛊惑和金钱支持之下，误认为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但他们的动机虽高尚，但目 的和道路都已被历史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而毛与这些人不同，他投身中国共产革命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救国救民、更不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是利用这个上世纪廿年代前后十分时髦又极具蛊惑力的共产主义运动来实现他内心的帝王梦。
实际上毛对马列主义并没有什么兴趣，甚至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这从他在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时填的一首词：《西江月·秋收起义》中便可看出。他在这首词 中的第一句写道：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在这里毛连共产党党旗的徽记都搞不清，把镰刀斧头当作镰刀锤子。即使在后来他担任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以后，也 从来没有认真研读过他所宣扬的马列主义的任何经典著作。他后来的许多讲话和写作中引用的马列主义理论和原文，都是熟读马列经典著作的陈伯达和毛的秘书们为 毛提供的。
毛出生于中国内地湖南省湘潭县一个闭塞的小山村——韶山。其父是一个自私、尖酸、刻薄的小土财主，毛的性格深受其父的影响，毛从小接受的是四书五经 之类的封建主义教育。即使后来到长沙求学，接受较为现代的教育，毛仍对现代的自然科学、世界历史和现代的民主政治丝毫不感兴趣。仍然专注于中国的古典文学 和中国历史，毛一生最感兴趣的是总结中国历代帝王玩弄权术、驾驭臣民经验的《廿四史》和《资治通鉴》这两部书。一直到死毛都把这两部书放在他那放满陈腐的 线装书的大床的床头，以便随时查阅，从中吸取玩弄权术的知识、经验和灵感。
在早期的四书五经封建教育和后来中国的古典文学和中国历代帝王统治权术历史的熏陶之下，在毛的思想深处逐渐滋生出了一种想当封建帝王的思想。早在一 九一零年秋，毛还在湘乡东山小学求学时，就在一首改写前人的《咏蛙》诗中写到：“闲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其 帝王思想跃然诗中。一九二五年秋，毛在他填写的一首词《沁园春·长沙》中写有“怅寥廓，问苍茫大地，准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 候。”这样的词句。一九三六年二月毛在他填写的一首词《沁园春·雪》中写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 射大雕。俱往已，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些词句中无不流露出毛的封建帝王思想。毛的帝王思想在延安与丁玲的谈话中也暴露无遗。毛在与丁玲的谈话中把延 安比做一个小朝庭，把他的手下封的封宰相、封的封大臣，还要把丁玲封为妃子（详：《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别了莎菲》一文中记录的在延安毛与丁玲的 谈话内容）。
到一九四九年当毛和他的党中央刚从西柏坡迁入北京，毛和他的手下们一起游故宫时，在太和殿毛坐在皇帝的龙椅上对同行的人说：“我今后就在这里办公” （大意如此，原话已记不太准了）因为同行的人都知道“皇帝”这个名称在中国太臭，毛在太和殿办公、坐龙椅岂不成了名符其实的“皇帝”？这必将召致全国人民 的反对。在手下人的劝阻之下，毛才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打算，改在中南海的丰泽园办公。
还是在延安时代，一次毛问他的俄文翻泽师哲：总统与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政治学的观点向毛解释了一番，不料毛听后哈哈大笑，对师哲说：“其实都是 一样的！”一九五〇年毛在送给他审定的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的稿件上，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这一条。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皇帝才可以称做万岁，此时毛已 把自己当作是中国的皇帝了。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毛参加共产革命建立新政权的目的是披着极具诱惑力的共产主义的外衣以实现自己打江山、坐天下的帝王梦，使自己成为现代的“毛始 皇”以建立千秋万代的毛氏王朝（这从毛晚年打算他死后先把“皇位”即党中央主席先传给江青，再由江青传给毛的侄儿毛远新这一安排便可看出）。所以说毛和中 共建政的目的和动机都是与人类社会进步的潮流相违背的，是反动的、错误的。
原文： 毛和中共夺取政权建政的动机与目的 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1)